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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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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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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三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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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偕汤觉顿与长女令娴为台湾之游。五月，宪友会成立。同月，南海先生抵日本。八月，武昌革命起。九月，先生返国，既抵奉天，以事未谐，复返日本。同月，清廷上谕开放党禁，并起用袁世凯组阁，以先生为法部副大臣，先生辞未就。十月，先生与南海先生发表“虚君共和”主张，并遣人赴国内与各方联络。十一月，南北议和成，“虚君共和”主张卒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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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党内同志很多人提议创办日报，所以先生这时候有创办北京、上海两大日报的计划。这次他游台，除了考察的动机以外，为报馆筹款也是一个很大的目的。先生在二月十三日给徐佛苏的信里，就提到这件事。此外更讨论革命问题和开办常识学会的事，可见其时的政治见解。至于常识学会的事，是年虽然仍在积极进行，但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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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苏足下：初谓公已南下矣，故有两书皆寄上海，今乃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我究与此妖魔窟相隔稍远，若我与公易地处，则厌世思想或更甚于公，未可知耳。但我辈既遘此闵凶，终不能一瞑不视，遂以自谢，即曰厌世而消遣此无聊之日，亦当行吾心之所安。读公去腊惠书，几欲一齐放倒，仆期期不敢谓然。（明水述吾意作一书致公寄沪，想公未见也。）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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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述晢子语，此诚鞭辟近里，体验有得之言。仆数月以来此种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1]则以此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令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所绝不敢赞同耳。要之，此问题非面见不能决，公能一来，所最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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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佛东游，毫无积极意味。欲来已久，日人屡拒，今交涉始调耳。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间将为台湾之游（公若三月末来最妙，否则恐吾正往台也），亦为此事。若成，则都局非公莫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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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学会事，璧泉前专恃此间使臣筹款，今已无望。而构父尚欲待子靖，大约此事筹款尚非甚难，得三千金亦可矣。晢子、静生皆力赞，吾气一壮，甚欲吾谋有成，割少许办此。公主京报，兼任兹举，乃最适耳（即十万办报之谋）。一切尚须面晤熟商，书何能悉（晢子、静生处幸并书此书相告）。”（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与佛苏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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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佛苏为此书作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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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系庚戌[2]年发，时余欲再倡革命，故梁函敬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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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月十五日致徐氏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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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昨上书，想达。连日与荷老促膝，益有味乎公之言。第兹事体大，非数日面谭莫究，坐是益盼公来耳。仆与荷老于月之廿四日为台湾之游，三月杪乃返，公东征宜以其时也。其时北江亦当至，合并更有益耳。”（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致佛苏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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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偕汤觉顿及长女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五日舟泊马关，二十七日掠温台界而南，二十八日抵台湾之鸡笼山。到台的前一日，台湾逸民林献堂以无线电报祝先生等海行安善。抵台之日，恰系令娴生日，先生在鸡笼山舟中兴会所至，成诗十首。先生在《游台湾书牍》第二信里，记抵鸡笼时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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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3]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恧。”（《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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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台湾遗老百余人开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清明后一日，先生与汤觉顿、林痴仙、林献堂、林幼春、陈槐庭等夜宴于雾峰之莱园，先生皆有赋诗。〔各诗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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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游台湾一月，枨触很多，耳所闻目所见，莫不失望。其游台第三、四、五、六各信中，都有记述，可以参考。先生此游所为诗词甚多，但是一个月中耽搁的文课也不少。他在《游台湾书牍》第六信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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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题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匆匆作兹游，废文课者浃月，所为《责任内阁论》尚未赓续，其他《银行政策私议》、《政党论》等皆亟欲成之者，遄返后，当并日从事耳。”（《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二○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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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游台湾的目的和动机在游台湾第一信里，讲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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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诸君鉴：仆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然几止者且屡，若再荏苒，则彼中更炎，歊不可住，又当期诸一年以后，故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大抵兹行所亟欲调查之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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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4]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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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台湾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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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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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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