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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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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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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 三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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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偕汤觉顿与长女令娴为台湾之游。五月,宪友会成立。同月,南海先生抵日本。八月,武昌革命起。九月,先生返国,既抵奉天,以事未谐,复返日本。同月,清廷上谕开放党禁,并起用袁世凯组阁,以先生为法部副大臣,先生辞未就。十月,先生与南海先生发表“虚君共和”主张,并遣人赴国内与各方联络。十一月,南北议和成,“虚君共和”主张卒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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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党内同志很多人提议创办日报,所以先生这时候有创办北京、上海两大日报的计划。这次他游台,除了考察的动机以外,为报馆筹款也是一个很大的目的。先生在二月十三日给徐佛苏的信里,就提到这件事。此外更讨论革命问题和开办常识学会的事,可见其时的政治见解。至于常识学会的事,是年虽然仍在积极进行,但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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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苏足下:初谓公已南下矣,故有两书皆寄上海,今乃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我究与此妖魔窟相隔稍远,若我与公易地处,则厌世思想或更甚于公,未可知耳。但我辈既遘此闵凶,终不能一瞑不视,遂以自谢,即曰厌世而消遣此无聊之日,亦当行吾心之所安。读公去腊惠书,几欲一齐放倒,仆期期不敢谓然。(明水述吾意作一书致公寄沪,想公未见也。)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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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述晢子语,此诚鞭辟近里,体验有得之言。仆数月以来此种思想往来于心上者,日必数次,故终不肯自易其说者,非自惮以翻云覆雨,为人笑也,实自审其聪明才力,不能任彼事,无取用其所短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彼辈[1]则以此为目的者也。若如来书言一部人狂吹,而使一部人有所挟以自进,则以此为手段者也。令诚欲以此为目的,则固有商略之余地;若欲以为手段,则不诚无物,吾所绝不敢赞同耳。要之,此问题非面见不能决,公能一来,所最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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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佛东游,毫无积极意味。欲来已久,日人屡拒,今交涉始调耳。仆顷欲筹十万金办两报馆(以七万办沪报,以三万办京报),今虽未有眉目,然可希望者数处,日间将为台湾之游(公若三月末来最妙,否则恐吾正往台也),亦为此事。若成,则都局非公莫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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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学会事,璧泉前专恃此间使臣筹款,今已无望。而构父尚欲待子靖,大约此事筹款尚非甚难,得三千金亦可矣。晢子、静生皆力赞,吾气一壮,甚欲吾谋有成,割少许办此。公主京报,兼任兹举,乃最适耳(即十万办报之谋)。一切尚须面晤熟商,书何能悉(晢子、静生处幸并书此书相告)。”(宣统三年二月十三日《与佛苏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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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佛苏为此书作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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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系庚戌[2]年发,时余欲再倡革命,故梁函敬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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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月十五日致徐氏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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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昨上书,想达。连日与荷老促膝,益有味乎公之言。第兹事体大,非数日面谭莫究,坐是益盼公来耳。仆与荷老于月之廿四日为台湾之游,三月杪乃返,公东征宜以其时也。其时北江亦当至,合并更有益耳。”(宣统三年二月十五日《致佛苏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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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偕汤觉顿及长女令娴乘笠户丸游台湾,二十五日舟泊马关,二十七日掠温台界而南,二十八日抵台湾之鸡笼山。到台的前一日,台湾逸民林献堂以无线电报祝先生等海行安善。抵台之日,恰系令娴生日,先生在鸡笼山舟中兴会所至,成诗十首。先生在《游台湾书牍》第二信里,记抵鸡笼时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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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3]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恧。”(《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一九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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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台湾遗老百余人开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清明后一日,先生与汤觉顿、林痴仙、林献堂、林幼春、陈槐庭等夜宴于雾峰之莱园,先生皆有赋诗。〔各诗见《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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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游台湾一月,枨触很多,耳所闻目所见,莫不失望。其游台第三、四、五、六各信中,都有记述,可以参考。先生此游所为诗词甚多,但是一个月中耽搁的文课也不少。他在《游台湾书牍》第六信里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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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乃得诗八十九首,得词十二首,真可谓玩物丧志,抑亦劳者思歌,人之情欤。拟辑之,题曰《海桑吟》,有暇或更自写一通也。匆匆作兹游,废文课者浃月,所为《责任内阁论》尚未赓续,其他《银行政策私议》、《政党论》等皆亟欲成之者,遄返后,当并日从事耳。”(《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二○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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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游台湾的目的和动机在游台湾第一信里,讲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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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诸君鉴:仆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然几止者且屡,若再荏苒,则彼中更炎,歊不可住,又当期诸一年以后,故毅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咸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大抵兹行所亟欲调查之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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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隶我版图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自刘壮肃[4]以后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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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中央政府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台湾本岛之所自负担也。岛民负担能力何以能骤进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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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补助数千万金,又借入公债数千万金。就财政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务国,今则渐脱离此债务国之地位矣,此可谓利用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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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制度,而运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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