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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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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国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马赛,二十二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是年先生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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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先生游马丁路德避难译经处,同日游槐马,五日游希拉尔与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游德国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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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十日之力,游德国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后将去德国矣。此次游德,费日少而所得多,最满意。日来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国九年一月七日《与思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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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黄溯初一书,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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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将归矣。登岸后方针之宣布,前函已详,兹不赘。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第一、第二两事,详致公权函电中,谅公已知之。第三事,月报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并拟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大旨拟集资五万,并以商业方法经营之,恐亦不难支持焉。第四事即前冯河间所提,河间去矣,此后办法非敢悬断。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元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马或二千马)尽可从容度日,如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万元或五千元,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国内后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招至万人为度,吾侪并此不图,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并非与李竞争,为国家计,应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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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举行之先后,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两事,总须有第一等人才方能与外人共事,以弟所见,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飞、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数人专任之,至应募股本,则范围自应较广。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见现时无从办起,以现有人才分配于以上三事,已属不敷,尚何大学可言。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第五事如冯河间家能提兴学之费五万元,则每学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毕业生二十人,但德国大学纯采自由制,大学功课自己选择,非招致科学有根底者难收效果,弟意拟分三等,日本或美国大学毕业者为第一等,科学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济学堂之类是为第三等。学生招齐后,由森在欧随时考察,并告以求学之门径,或者收效不在内地办学下也。弟意拟在德办一预备班,除德语外授以应学之根本智识(但大学正式毕业者不在此限)一年后方得自由求学,石君酢六与任公、百里交甚深,与弟亦熟识有年,向为松坡参谋,三次革命后留日攻德语与哲学,此人应为之筹一二千元之费,令其即来德,待彼于德学风熟习后,则留德学生之指导,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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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事,深恐任公归后手忙脚乱,绝不计其轻重缓急,而又信口糊说,故为公一一详之,并望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再宗孟之来,想已定计,以弟观之,宗孟应作留学之计,不可作游历计,此点已为任公言之。以游历必受人招待,匆匆观其大略,决不能窥其深处,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则口耳之学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为游历计,则所得较多矣。此层望为宗孟言之。后起人才,固应设法培养,而如公如宗孟得多来欧,均属不可缓之举,以出游者不徒明了大势,且能增进勇气,觉中国事非不可为,故弟望公之来,不亚于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终取道美国归国,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匆匆不尽欲言。”(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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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归国,十八日抵马赛,以待舟期,乃于二十日游马赛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赌国孟的加罗,二十三日始由马赛首途返国,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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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沪时,曾对某君发表关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一篇,三月七日《申报》记其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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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日昨抵沪时,某君在码头相迓,匆匆一谈,某君先询对于外交方面之意见,梁曰:‘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其间最足感人听闻者,为英、法感情说,以为提出联盟,必大伤英、法感情,此说实不值一笑。殊不知和会与联盟会完全不同,和会代表各国,联盟则为国际之一共同机关,和会犹如省议会联合会,而联盟则参议院也,虽同由省议会选出,其性质不同。联盟既为超然之一机关,当然不能以一二国之感情为本位,且诉诸联盟与退出和会不同,当然不伤英、法感情,虽诉诸联盟得胜与否,仍在未可知之数,然吾辈固以此问题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将来必有好影响。天下恶事必与秘密相伴,愈公开则正义愈明,一国之政治能公开于全国人,一国之外交能公开于全世界,则流弊自然减少,而至于无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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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又叩以归后对于社会从何方面尽力,梁曰:‘去国一年余,对于国内情形颇不明了,惟对于此种状态亦不愿加以考究决定。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而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暂时如此。以后研究有得,再拟定建设方针,供国人之采择。”(《梁任公抵沪后之谈话》民国九年三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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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沪后,曾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说一次。先生在这篇演说里,对于此游所得和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问题的感想与发见,讲得十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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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透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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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实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碞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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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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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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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云云。”(《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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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留沪十余日,以十九日到京,除谒徐大总统报告欧游经过外,再对友人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此外并曾致书徐菊人,请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致徐书见三月二十六日《申报》)三月二十三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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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到京后,曾告其友某君云:山东问题余初到北京尚未悉当局之真意若何,惟闻日本送来之通牒,至今仍在搁置之中,余亦未悉其内容何似。余意山东问题在和会失败之原因,固甚复杂,而英、法之敷衍日本,实为其主因之一。然自吾国拒绝签约后,英、法舆论亦多数对于中国深表同情,不特美上院大倡反对之论已也,是以由公理方面言之,此事日本虽胜利而实失败,吾国虽失败而实胜利。盖人类天性,每对于弱者表同情,强权的外交此后必渐失其效力。今吾国若尽废拒绝签约之前功,竟允日本之要求,而有直接交涉之事,而国家人格因此失隳,前此对我表示同情者,必皆失望而去,是日本于胜利之外,更加一层胜利,而吾国之失败遂终于失败矣。至于拒绝直接交涉之后,将此事提出于国际联盟,胜负之数究竟如何,今日无论如何固皆不能断定,且其手续应行研究之处甚多,亦非短时间所能谈及。总之,为国家人格计,余以为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绝直接交涉之决心耳。”(梁任公《向友发表鲁案意见》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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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三月二十四晚由京返津,次日曾与梁令娴一书,告归国以来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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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十二日(旧历正月)抵香港,敬谒祖父殡宫,在港与诸亲故盘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沪,诸友来迎者颇众,馆于张菊生家,叔通、东荪、溯初屡作深谈。旋应张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复返沪。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二十四日发沪,(在南京未下车)二十五日抵家,都中亲故来津相迓,旅舍为满,家中群童迎于新站,汝母迎于老站,是夕诸友在家为我洗尘,翌日为我介寿,将未成之新居权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酿。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酬应皆谢绝,东海约宴亦谢之。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为然也。汝在仰光病已数次,两孙亦常不适,当是水土所致。汝曹生长在较北之地,久居炎方,恐非所宜,早日宁家为妙。今年吾与汝母合成百岁,吾生日汝既未归,深望汝母生日时作一大团聚。汝来禀屡言明春必归,能早数月更慰老怀也。前书言中比公司事,顷股本咄嗟已满,不必复求林振宗矣。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彼新房落成,礼物日内当即写送。)吾拟别作一英文书与言,汝谓何如?”〔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旧二月六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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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今年第三卷起改今名),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现在就有关这几件事的材料里面依次择录若干篇于后,借见先生与同人发起各该事的经过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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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张菊生致先生书,请速决定译辑新书计划,可见是时已与商务印书馆成立合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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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眴将逾月,至为驰念。梦旦南归,述及起居安吉,兴致如恒,闻之欣慰。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将一切计划开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扩充办法,故一时未能决定,可否即请将两年之计划预为筹示,以便与同人商定,至为祷盼。公司股东年会已定于五月八日,彼时台从当可莅沪,甚盼惠临见教,万一文旆不克南来,务祈推派代表。再本届赢利,现已结算,可比上届为优,并以奉告。”(民国九年四月十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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