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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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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国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马赛，二十二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是年先生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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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先生游马丁路德避难译经处，同日游槐马，五日游希拉尔与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游德国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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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十日之力，游德国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后将去德国矣。此次游德，费日少而所得多，最满意。日来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国九年一月七日《与思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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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黄溯初一书，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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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将归矣。登岸后方针之宣布，前函已详，兹不赘。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第一、第二两事，详致公权函电中，谅公已知之。第三事，月报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并拟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大旨拟集资五万，并以商业方法经营之，恐亦不难支持焉。第四事即前冯河间所提，河间去矣，此后办法非敢悬断。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元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马或二千马）尽可从容度日，如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万元或五千元，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国内后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招至万人为度，吾侪并此不图，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并非与李竞争，为国家计，应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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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举行之先后，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两事，总须有第一等人才方能与外人共事，以弟所见，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飞、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数人专任之，至应募股本，则范围自应较广。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见现时无从办起，以现有人才分配于以上三事，已属不敷，尚何大学可言。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第五事如冯河间家能提兴学之费五万元，则每学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毕业生二十人，但德国大学纯采自由制，大学功课自己选择，非招致科学有根底者难收效果，弟意拟分三等，日本或美国大学毕业者为第一等，科学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济学堂之类是为第三等。学生招齐后，由森在欧随时考察，并告以求学之门径，或者收效不在内地办学下也。弟意拟在德办一预备班，除德语外授以应学之根本智识（但大学正式毕业者不在此限）一年后方得自由求学，石君酢六与任公、百里交甚深，与弟亦熟识有年，向为松坡参谋，三次革命后留日攻德语与哲学，此人应为之筹一二千元之费，令其即来德，待彼于德学风熟习后，则留德学生之指导，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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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事，深恐任公归后手忙脚乱，绝不计其轻重缓急，而又信口糊说，故为公一一详之，并望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再宗孟之来，想已定计，以弟观之，宗孟应作留学之计，不可作游历计，此点已为任公言之。以游历必受人招待，匆匆观其大略，决不能窥其深处，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则口耳之学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为游历计，则所得较多矣。此层望为宗孟言之。后起人才，固应设法培养，而如公如宗孟得多来欧，均属不可缓之举，以出游者不徒明了大势，且能增进勇气，觉中国事非不可为，故弟望公之来，不亚于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终取道美国归国，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匆匆不尽欲言。”（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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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归国，十八日抵马赛，以待舟期，乃于二十日游马赛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赌国孟的加罗，二十三日始由马赛首途返国，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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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沪时，曾对某君发表关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一篇，三月七日《申报》记其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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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日昨抵沪时，某君在码头相迓，匆匆一谈，某君先询对于外交方面之意见，梁曰：‘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其间最足感人听闻者，为英、法感情说，以为提出联盟，必大伤英、法感情，此说实不值一笑。殊不知和会与联盟会完全不同，和会代表各国，联盟则为国际之一共同机关，和会犹如省议会联合会，而联盟则参议院也，虽同由省议会选出，其性质不同。联盟既为超然之一机关，当然不能以一二国之感情为本位，且诉诸联盟与退出和会不同，当然不伤英、法感情，虽诉诸联盟得胜与否，仍在未可知之数，然吾辈固以此问题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将来必有好影响。天下恶事必与秘密相伴，愈公开则正义愈明，一国之政治能公开于全国人，一国之外交能公开于全世界，则流弊自然减少，而至于无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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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又叩以归后对于社会从何方面尽力，梁曰：‘去国一年余，对于国内情形颇不明了，惟对于此种状态亦不愿加以考究决定。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而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暂时如此。以后研究有得，再拟定建设方针，供国人之采择。”（《梁任公抵沪后之谈话》民国九年三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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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沪后，曾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说一次。先生在这篇演说里，对于此游所得和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各问题的感想与发见，讲得十分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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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透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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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实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则无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碞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言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路，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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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不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与扩充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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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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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以消极变为积极是也。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云云。”（《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民国九年三月十五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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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留沪十余日，以十九日到京，除谒徐大总统报告欧游经过外，再对友人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意见。此外并曾致书徐菊人，请释放去年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致徐书见三月二十六日《申报》）三月二十三日《申报》载先生对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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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到京后，曾告其友某君云：山东问题余初到北京尚未悉当局之真意若何，惟闻日本送来之通牒，至今仍在搁置之中，余亦未悉其内容何似。余意山东问题在和会失败之原因，固甚复杂，而英、法之敷衍日本，实为其主因之一。然自吾国拒绝签约后，英、法舆论亦多数对于中国深表同情，不特美上院大倡反对之论已也，是以由公理方面言之，此事日本虽胜利而实失败，吾国虽失败而实胜利。盖人类天性，每对于弱者表同情，强权的外交此后必渐失其效力。今吾国若尽废拒绝签约之前功，竟允日本之要求，而有直接交涉之事，而国家人格因此失隳，前此对我表示同情者，必皆失望而去，是日本于胜利之外，更加一层胜利，而吾国之失败遂终于失败矣。至于拒绝直接交涉之后，将此事提出于国际联盟，胜负之数究竟如何，今日无论如何固皆不能断定，且其手续应行研究之处甚多，亦非短时间所能谈及。总之，为国家人格计，余以为今日不可不先有拒绝直接交涉之决心耳。”（梁任公《向友发表鲁案意见》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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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三月二十四晚由京返津，次日曾与梁令娴一书，告归国以来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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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十二日（旧历正月）抵香港，敬谒祖父殡宫，在港与诸亲故盘桓永日，旋即登舟，十五日抵沪，诸友来迎者颇众，馆于张菊生家，叔通、东荪、溯初屡作深谈。旋应张季直之招，往南通淹留三日，复返沪。沪上政客未接一人，最为快事。二十四日发沪，（在南京未下车）二十五日抵家，都中亲故来津相迓，旅舍为满，家中群童迎于新站，汝母迎于老站，是夕诸友在家为我洗尘，翌日为我介寿，将未成之新居权布筵席，主客熙熙，有如春酿。在家小憩后，以二十九日入都，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便返津，除最稔诸友共作饮食宴乐外，一切酬应皆谢绝，东海约宴亦谢之。然旬日以来，亦颇劳顿矣。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返津两日来客稍稀，夕间辄与汝母对酌，微醺甚乐也。（久不御黄酒，归来开陈酿，至乐，但饮后觉不甚受用，数日后亦拟节之矣。）思成辈皆渐知向学，幼者亦益可爱，家庭中春气盎然，惟汝不在旁，美犹有憾耳。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想汝亦必以为然也。汝在仰光病已数次，两孙亦常不适，当是水土所致。汝曹生长在较北之地，久居炎方，恐非所宜，早日宁家为妙。今年吾与汝母合成百岁，吾生日汝既未归，深望汝母生日时作一大团聚。汝来禀屡言明春必归，能早数月更慰老怀也。前书言中比公司事，顷股本咄嗟已满，不必复求林振宗矣。惟吾欲在上海办一大学，彼若有志能相助最善，（彼新房落成，礼物日内当即写送。）吾拟别作一英文书与言，汝谓何如？”〔民国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旧二月六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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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今年第三卷起改今名），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现在就有关这几件事的材料里面依次择录若干篇于后，借见先生与同人发起各该事的经过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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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张菊生致先生书，请速决定译辑新书计划，可见是时已与商务印书馆成立合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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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来眴将逾月，至为驰念。梦旦南归，述及起居安吉，兴致如恒，闻之欣慰。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敝处拟岁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仰蒙采纳。梦旦又言在津与公晤谈，尊意欲更为久大之计画，属加拨两万元，为两年之布置，鄙意当属可行。此事得公提倡，必有裨益，惟前允将一切计划开示，尚未奉到，想因有扩充办法，故一时未能决定，可否即请将两年之计划预为筹示，以便与同人商定，至为祷盼。公司股东年会已定于五月八日，彼时台从当可莅沪，甚盼惠临见教，万一文旆不克南来，务祈推派代表。再本届赢利，现已结算，可比上届为优，并以奉告。”（民国九年四月十日张元济《与任公同年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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