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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第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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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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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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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二月，杨维新辑《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出版，同月四日中、日鲁案交涉解决，并在华盛顿签字。三月，梁夫人赴菲律宾探望梁令娴。四月起，先生应各学校与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多次。是年春，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五月，奉、直战终，先生与熊秉三等十余人应曹、吴征询，致电提出解决时局意见。六月一日，民六旧国会在天津开会（十二日移北京，八月一日在京正式开会）。二日徐世昌下野。十一日黎元洪宣布就大总统职。报载先生参加名流会议，实际先生虽曾有所主张，但并未与闻其事。七月初，先生游济南，讲演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八月初旬，赴南京，中旬至上海，末旬至南通讲演于中国科学社年会。三十一日赴武昌，并讲演于长沙，讲演毕，经河南返天津。十月，先生著《大乘起信论考证》一书成。同月先生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是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编定成书。十一月，先生因讲学过劳，在南京患心脏病，但讲演迄未全停，至明年一月寒假课毕始返津。是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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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国历史研究法》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初版出书。此书出版后，颇风行一时，其给与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影响非常之大。不过当时在国内为有系统之批评者尚不多见，其在国外则有次年日本史学家文学博士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篇（原文见《支那学》第二卷第十二号《天行》译文，见民国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庸报》），该文对先生此书虽也有几处纠正的地方，但是对于全书大体则颇加推重，由此可见其书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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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先生有致高梦旦凤谦、陈叔通一书，论译《世界史纲》事，兹录如下，借见先生和丁在君润色校阅该书译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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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谭《世界史纲》译事，已商诸清华学生。顷得小儿复禀（今以附尘），知全书不日可成。盖弟所已见者只小儿及徐宗涑所译，故谨知其过半，实则全书脱稿期已在即。依公半年完成之计画，似此尚比馆中分译为速也。其所言第二理由确宜注意。此三学生英文程度皆颇良，译成后复经丁在君校阅一过，而弟为之润文，自当较寻常译本为完善。望公撤销分译之议，听此间一手办理，以免参差，幸甚。现上卷（全书三分之一）弟所改定者已十分之七，只须彼辈清誊一次即可付印。拟本月底交卷，其中下两卷陆续付印。最迟来年正月当可全部杀青也。至酬报法，因彼乃三人合译，版租难算，最好仍是卖稿，拟请求给彼辈译费千字四元，弟之润文则每千一元，共每千字五元，何如？此视寻常稿费或不免稍昂。然此书实颇经数人之十分用心，可称善本也。又此书虽拟卖稿，仍欲题共学社史学丛书字样。好在发行者总为本公司，共学社不过尸其名耳。以上诸项，如何之处，希迅示复。”（民国十一年二月三日《与梦旦叔通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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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中、日鲁案交涉在华盛顿解决签字后，政府便筹备进行接收事宜，二月二十七日，先生曾致籍亮侪一书论接收胶州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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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胶州事体重大，约不得人，惧诒笑柄，其人须熟于日本交涉情形，而确非亲日派，须老成而锐于进取，须与政府向来融洽，而社会舆论亦有信仰。鄙见斯事大约总须用委员制，惟其委员长（或督办）似以汪伯老为最宜，弟本欲谒元首密陈（已告宗孟属代达），迫于校课，顷已出城，望公专晤世湘，转达鄙意。造膝代陈，以资采择，幸甚。”（民国十一年《致亮才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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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出版。是书系杨维新辑上年十月至十二月两月中先生在各处讲演七篇而成，书首有杨君序文一篇，叙述辑印该书的缘起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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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二日（旧历正月二十六日），先生五十寿日，熊秉三以《湖南时务学堂遗编》一书为先生寿，先生并因熊氏之请，为序文一篇。文中追述时务学堂时代之事迹甚详。因有原文可以参考，这里不再赘录。（原文见《湖南时务学堂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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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六日，梁夫人至菲律宾，探望令娴女士。是时周希哲任玛尼拉总领事。梁令娴在十八日给先生的信里报告梁夫人到菲后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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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上一禀计已达。母亲自初六日到此，不觉已及半月，极赞此间气候，以为较北方舒适，且面色体气均较在国内时康健，盖海风实于人有益也。”（民国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梁思顺《与父亲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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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孟禄讲演集》出版，先生为草序文一篇。序中自谓此次闻孟禄博士所讨论之教育问题，为去年所受刺激中最剧要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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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四月一日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十日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十五日为北京美术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科学》。十六日为哲学社作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五月间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五四讲演，四次，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原文初载《改造》杂志第四卷第八号）。六月三日为心理学会讲演，题目是《佛教心理学浅测》，一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七月三日为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政治》。八月五日、六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题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八月十三日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生活》。八月十四日为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题目是《敬业与乐业》。十八日为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讲演，题目是《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题目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十月十日为天津青年会讲演，题目是《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名《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题目是《屈原研究》。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人权与女权》。十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题目是《历史统计学》。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题目是《护国之役回顾谈》。二十七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题目是《为学与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所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讲《什么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篇，至于《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间在南京所讲的了。以上各篇讲演，都收录在《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二、三辑里面，现在摘录《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和《学问之趣味》两篇讲演里的几段话在下面，借见先生的人生观。他在头一篇讲演里，有这样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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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台集·文集》之三十八第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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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问之趣味》一篇讲演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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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甚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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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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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象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於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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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张君劢致先生一书，言个人生计情形和接办中国公学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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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返国后私人生计，全恃借债度日。每月借钱殊属苦事，而屈计为公学所费时间确亦不少，为劳力而得酬报，亦理之当然。应请商搏沙假我半年之薪，每月以百元计，自正月起算。此层本不愿提，惟以森之穷，势不能默。果如搏沙诚无法想，惟有自谋其他噉饭之地，以所得为筹办公学之费。至于接手公学一层，在京时冒昧答允，现已规画其大概，觉二百万公债基金为至少之数，如不得二百万，森决不接手。以东南大学常年费四、五十万，同济约二十万，若中国公学并十六万而无之，则大学虽开，决不能办得有声色。森计已定，请告搏沙。要之，此半年内森尽力于筹备；然筹备与接手系两事，在森决不以不预备接手而懈其筹备之心，此可以告慰先生者也。”（民国十一年四月五日张嘉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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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二十二日，先生致张菊生一书，商请为中国公学购房垫款事。可见先生是时为谋中国公学发展事，仍在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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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中国公学购地建校舍，尚缺数千元。弟寄售之《中国历史研究法》计尚有千余元，应得之款，原定五月八月两节清算，意欲请公设法特别通融，先垫千金，即交君劢兄收，如承赐诺，公私交感。”（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二《致菊生同年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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