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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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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3章 冲突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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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革命的两大山头：井冈山与大别山——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联邦”问题的争论——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积怨——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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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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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紫禁城、中南海金碧辉煌的巍峨宫殿，显示出当年的皇家气派。虽然清朝朝廷已经被辛亥革命的大炮轰垮了，但是每月初一、十五云集神武门前，穿着朝服戴着红顶子朝拜逊位的宣统皇帝的前清遗老，背后拖着一条条长辫子，表现着顽固的守旧。紫禁城南面的东交民巷，又是洋人的天下。扛着洋枪的外国士兵，在中国人面前显得骄横不可一世。挂着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各部门，虽然出入的人员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却依然保留着清朝的衙门习气。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色，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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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却显示出一股青春的活力。自从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长以来，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招聘来一批最优秀的学者。李大钊、陈独秀倡导社会主义学说，并与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共同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使北大名扬四海，吸引着全国的进步青年。张国焘和毛泽东都从遥远的南方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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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丰厚的田租收入，给他以优裕的生活和读书的机会。在中学里，张国焘与多数同学一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他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大为动心，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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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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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当时还很幼稚，张国焘却以救国和革命为己任。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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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从另一条道路走到北大来的。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的闭塞，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农田中度过的。直到18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新知识中汲取营养，由湘潭到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恩师杨昌济的指点下，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机会。1918年8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二十多个湖南同学来到北京，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因为没有钱，毛泽东与朋友们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八个人挤一个大通铺，吃最便宜的饭，但是北京的开销使毛泽东手头日渐拮据。肚皮填不饱，求学亦不可能，好在杨昌济先生此时在北大任教，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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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虽然使毛泽东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书和人，但毕竟太委屈他了。他的月薪只有8元，不抵胡适、陈独秀等大教授的二十分之一。薪水也是地位的象征，毛泽东在北大师生眼中，不过是个小职员。除了李大钊有时和他谈谈话，很少有人理会他。这使毛泽东的自尊心极受打击。直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还用一种凄凉的口气对斯诺讲述他在北大的经历：“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开始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1]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而张对毛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泽东便辞去北大的工作，离开北京，回湖南家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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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等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如（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2]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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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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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却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两年多，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3]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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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虽然到鄂豫皖苏区时间不长，但他资格老、口才好，有组织能力。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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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一行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杂谷脑镇（今理县城关），张国焘找了个借口，把刘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里（当地是张创建的“西北联邦政府”驻地），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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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留在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当即向张分析了南下与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劝说张国焘还是北上为好。“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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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前面开了两河口会议，打回来个电报，内容大意是情况不妙，可能是说中央红军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党思想可以公开了。会后中央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像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做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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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几天会议，张国焘的思想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四方面军之间人数和实力的差距确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简单地把长征中的这场大破裂归咎于此，未免把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须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陈昌浩回忆：“大概在（1934年）8、9月里，当时领导上知道敌人已在进攻中央苏区。我到后方以后，和张国焘、向前同志常谈这件事，天天晚上注意收听中央的消息，注意打到了哪里，以决定自己的行动。确实心里有些不安，沉不住气了。那时中央红军有十三万人，搞了那么多年，结果还是离开了。我们怎样办？这个思想一直没有说明过。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不能死守川陕（通南巴）苏区。与其等敌人压过来被迫退出，不如主动退出。找一个有利地区保存实力，等待时机。”[5]所以当一方面军接近懋功，与四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极其兴奋。陈昌浩亲自在墙上写大标语，“庆祝三十万红军大会师”。徐向前在旁边冷笑，说：“哪有这么多红军？你这样宣传还兑现不兑现？”[6]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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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刚刚结束，张国焘本打算和中央负责人谈谈话再回茂县总部。这天中午，秘书黄超——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份刚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递给张国焘。黄超原来在上海读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当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中共中央却举荐他可以担任要职。黄超在四方面军总部做了张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黄超被沈泽民（川陕省委书记，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领导人怀疑为“第三党”和“取消派”，揭发他有小组织活动。在那个“左”倾的时代，戴上这些帽子足够杀头了。但张国焘并未怀疑黄超，仍然信任他、保护他。黄超对张国焘当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这份《前进》是黄超通过关系从一方面军干部手中偷偷要来的，他告诉张国焘：这是一方面军内部传阅的，规定不得让四方面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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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翻开一看，上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的一篇长文——《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张国焘对此人颇为熟悉。他是江西萍乡人，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老乡。凯丰原来在党内默默无闻，自从去了莫斯科，回国后便青云直上。1934年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靠博古等留苏派的提携，凯丰一跃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耐着性子往下看，凯丰的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理论，而后话题一转说：“在目前我们所经过的松、理、茂一带的地区内，常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这些区域内的政权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苏维埃。为着能够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我们可以组织一种临时革命委员会。而且从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的政权的时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区域内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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