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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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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7章 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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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兵分两路北上——曾中生之死——毛儿盖会议确定行动方针——右路军过草地——艰苦的行军——包座之战打开北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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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沙窝会议决议和夏洮战役计划，从1935年8月13日起，红军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左路军向阿坝，右路军向班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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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开的那天起，左路军的命运就显得多灾多难。青海军阀马步芳害怕红军由阿坝进军青海，委任阿坝土官杨俊扎西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纵队麦桑支队司令，命令他组织部落藏民，自备马匹武器，在阿坝地区阻击红军。杨俊扎西已经与红军多次交战，阿坝是他的老巢，自然要拼死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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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左路军先头部队31军93师由康猫寺经龙日坝向阿坝进发。当93师到达党格哈里玛山西南30里地方，同杨俊扎西率领的2000藏族骑兵相遇。红军初战不利，被迫后撤。待后续部队赶到，火力密集展开，猛打一通，才将藏骑击退。但是红军也没去追击，转移到四寨宿营。这时，另一路的9军25师和5军从马尔康、大藏寺出发，翻过安得山。山高路险，9军行军中摔死了30多匹马，损失了许多物资。他们在四寨与93师会合后继续前进。8月19日，25师击溃藏族土兵，占领查理寺。同日，5军军长董振堂率部由查理寺向班佑探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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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获悉杨俊扎西败讯，深为不安，命令他的主力马彪骑兵旅火速增援。但是杨俊扎西屡遭红军打击，无心恋战。不等马家军到来，就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家人和部分兵丁，焚毁官寨逃往青海果洛。红军于8月21日占领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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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是川西北藏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上阿坝、中阿坝、下阿坝三个镇子沿若河、阿河一线分布，附近还有一些小小的村庄聚落。在荒凉的川西北就算繁华地区了。一个镇上不过千户居民，最壮观的建筑是喇嘛寺。张国焘来到阿坝，感觉良好。他回忆说：“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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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谋长刘伯承心情可没那么好，他不愿意离开中央到阿坝这里来。当张国焘高兴地说：“阿坝这个地方多好哇。”他冷冷地说：“这里哪有人？把部队都弄来，粮食不够吃一顿的。”后来刘伯承元帅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张国焘有决心，无保留地执行（沙窝）决议，还回阿坝做什么？但他要回去，当时朱德同志是总司令，张国焘是总政委，他们都去了，我也只得去。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既然要执行决议，到那个角落去干什么？我一去就是准备受罪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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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刘伯承说，“我就和张国焘一起回到阿坝。同行的还有刘绍文同志，他是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带有与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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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窝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朱德总司令与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告别，带着刘伯承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来到左路军的红军总部，与张国焘共事。朱德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中央。从张国焘这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已经预感到今后的工作将是很困难的。朱老总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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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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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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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作。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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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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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中央分开行动后，左路军的日子就没有太平过。行军前进到处受阻，内部也不断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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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卓克基镇子失火。被张国焘软禁在那里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突然神秘地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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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后留苏学习，1930年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军事上有过人之才，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经验，克敌制胜。他的一整套游击战理论和战术，无论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许多方面都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曾中生本人在苏区享有崇高的威信。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着中央代表的地位，在白雀园肃反中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搞垮曾中生和鄂豫皖的干部，树立他和陈昌浩的地位。曾中生虽然屡遭打击，仍不屈服，不断与张国焘斗争。在向川陕地区撤退时，曾中生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张国焘不得不服气，任命曾为西北军委的参谋长。到通南巴苏区站住了脚，张国焘立即下手把支持曾中生的同志杀的杀、抓的抓，曾中生也被张国焘软禁。在囚徒生活中，曾中生以他对革命的忠诚，夜以继日地写作。先后完成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三部著作。张国焘阅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批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把它们当教材在红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曾中生本人则由保卫局看守，一直没有恢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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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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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服的独立1师当时随保卫局行动。8月的一天，他正带领部队由马尔康向阿坝行进，路上遇见了保卫局长曾传六。他对袁说：“曾中生跑了，开了小差。”袁克服觉得好奇怪，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时一条腿受伤残废了，当西北军委参谋长时脚还一跛一拐的，怎么会跑了呢？他又遇见保卫局的丁武选，打听曾中生的事，丁武选支吾着说：“大概是有人帮他跑的吧。”到了阿坝，袁见到了周纯全，周严厉呵斥他说：“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知道是自己多嘴，不该问的事不能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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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究竟是怎么死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听张国焘说曾中生想逃跑，半路掉到河里淹死了。保卫局派人到处找，也没见尸首。徐以新就不相信，他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生同志说，‘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这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把张吓了一跳。因为中生对张国焘从头到尾的情况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状，张国焘就被动了。那时张国焘正准备分裂党、分裂红军，所以张国焘听到曾中生讲了那句话，就把他搞掉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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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以新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曾中生是张国焘最头痛的对手，张国焘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党史界几乎一致认为曾中生是被张国焘暗害的。有一篇文章很肯定地写道：“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监禁后，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揭露真相，扣压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不许他与中央领导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他们却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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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中生之死留下了一些至今无法解开的疑团，张国焘是杀了不少人，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监督，不能像以往那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曾中生死在哪里，尸首始终未找到。张国焘对此事讳莫如深，甚至没有向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所以中央一直认为曾中生还活着。1936年2月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务必保全曾中生、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廖承志还在，对于曾中生，张国焘是无法交代了。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烈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7]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一直没有找到。可惜这样一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打击迫害，曾中生又何以会落到囚犯的地步呢？从这一点说，张国焘就有无法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