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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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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8章 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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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准备北上——左路军噶曲河受阻——张国焘改变主意——徐、陈劝说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中央据理力争——陈昌浩转向——彭德怀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密电”之谜——毛泽东决定单独北上——叶剑英夜里脱身——“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李特追赶中央——一、四方面军分离——毛泽东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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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进行休整。这里是半农半牧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粮食和牛羊，为饥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部队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开居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和中央机关驻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的潘州村。两村相距约三里地，往来便利。其余部队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里，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包座以北的俄界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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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战斗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泽东每天都要请陈昌浩到中央驻地来商量事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有决定权的领导人。毛泽东着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陈昌浩拉到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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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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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说的是9月1日的事。在此之前，8月24日，徐、陈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电，建议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电报先通报了敌情，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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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县）哈（达铺），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至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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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助立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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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催促说：“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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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徐、陈的电报后，8月3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的倪志亮、周纯全，通知他们：“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命令9军为第一梯队，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的主力为第二梯队，于9月12日到查理寺集中，准备向班佑前进。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刘）瑞龙在阿坝，将来31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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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路军虽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泽东感到他们行动太慢。按计划要半个月才到班佑，到那时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线了。9月1日，徐、陈、毛联名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建议。电报指出：“目前形势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团）控制罗达地区，4军、30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地决战，绝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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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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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5]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坝。朱德、刘伯承也没办法。因为中央规定：红军总政委有最后决定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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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头回去时，张国焘给徐、陈去了一个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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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并转呈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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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25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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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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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藉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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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3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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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与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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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和中央分裂后，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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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步芳）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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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反映了张国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区），怎么能搞革命呢？”反驳了他的“理论”。[9]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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