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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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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1章 张国焘另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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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等人的厄运——反中央的阿坝会议——朱德、刘伯承反对分裂——胡底遇害——朱德顾大局避免冲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央”——刘伯承烧掉密码——张国焘率部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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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5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120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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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们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轻小伙，有人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听这班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他们的过火态度暴露无遗，我心中十分难过。……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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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他“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最后，他要求张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扶革命。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亦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办法。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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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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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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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是陈伯钧终生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陈将9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说不许陈带走一点东西，只许只身一人走。一阵乱抢，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气得浑身发抖，“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陈伯钧到总部，向张国焘强烈地反映这些问题。张国焘假意要黄超去追回东西。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一匹没鞍的瘦骡子，望远镜就算没影了。陈伯钧被免了职，到红军大学当教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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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辉才幸免于难。后来彭绍辉上将每逢回忆起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总的救命之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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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木碉，今马尔康脚木足乡白莎官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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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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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号称“特科三杰”。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这三条内线，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被共产党了解得一清二楚。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电报被钱壮飞截获。他迅速赶往上海通知了周恩来，当顾顺章带着国民党特务到上海捕人时，一个个地点都人去楼空。在那次突发事件中，地下工作者为保护中央立了大功。由于顾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烽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和“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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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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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阿坝充满了紧张气氛，一点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场乱子，甚至要人的命。9月11日，四方面军侦察科的几个兵在房子下面烧火，卫生部长贺诚在楼上被烟熏的受不了，跑出来训人。这些兵就说贺诚捆了他们的指导员，报告了张国焘。夜里来了一群人，要贺诚出来。贺诚怕遭不幸，关着门不出去，他们就在外面鸣枪恐吓。第二天，张国焘召开大会，名为“解决贺诚捆人问题”，实为向朱德、刘伯承施加压力。朱、刘、贺三人走进会场时，张国焘预先布置的警卫就端起枪，把枪栓拉来拉去。斗争会一开始，黄超就喊打。会场秩序大乱，不像开会，倒像打群架。也许因为贺诚是医生，张国焘还要用他，才免遭监禁和进一步的迫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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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32军（原红九军团）因驻地较远，没人参加。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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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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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他们在发言中把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的“左倾”错误夸张扩大，甚至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红军内部的倒戈给阿坝会议火上浇油，更激起了四方面军中对中央的反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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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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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责怪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说服，等待他们觉悟。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