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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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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6章 再次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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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刘伯承向二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二方面军领导与张国焘作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自己的“中央”——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任弼时促进党内团结——廖承志获救——二、四方面军再次北上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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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情绪依然是欢乐而亲切的。但与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差别在于：四方面军部队和二、六军团没有住在一起，而是保持着一定距离。部队之间也很少搞联欢活动，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不大来二、六军团这边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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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贺龙、任弼时他们在长征途中，就从国民党的广播中听说了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他们认为是国民党造谣，没有相信。朱德、张国焘多次电报也没提到这件事。现在会合了，当然要询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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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不久，刘伯承总参谋长就来到二、六军团。他是被张国焘赶出来的。他回忆说：“二方面军来了。张国焘又开会，说要好好联合二方面军，实际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军。这天又斗争我，我说：三个方面军应当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李特说：什么一方面军，两个军团在这里，只是半个方面军！徐向前同志说得很好：我们几个方面军好比是兄弟，老四与老大搞不好嘛，别人还说不清谁对。如果与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说老四不好。张国焘对我说：朱德、贺龙和你都是军阀，这次搞不好要你负责！我说：他和我都是共产党嘛，怎么都要我负责？他说：就看你是不是挑拨了。”刘伯承刚到，二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请他去吃饭。他问刘：“情况怎么样？”刘说：“要做团结工作。”吴又问：“可不可将这个意思告诉弼时？”刘说：“可以。”这样，任弼时了解了朱德、刘伯承的立场，心里有了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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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甘孜，双方都开始作二、六军团的工作。朱德先找王震谈了一个晚上。他向王震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告诉王震：“他（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所谓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朱德又说：“刘伯承同志去二方面军，这是我们明知道的。他（张国焘）反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伯承同志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右倾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是很凶的呀！”[2]刘伯承告诉王震，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听了老首长的话，王震明白多了。他向刘伯承表示：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不能反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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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二、六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使大家认清了张国焘搞的宗派山头那一套，立场站到了中共中央一边。贺龙表示：张国焘那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王震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央委员。张认为我们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的意见是一致的。任很守纪律，他知道张国焘的底细，知道这次是搞宗派活动。后来贺、萧、张子意在我那里吃饭，把这个问题扯开了。萧克讲：张国焘搞宗派活动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么目的。总认为将二、六军团分开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执行就行了，不知道是伪中央。如果接受这个决定，二、六军团就分裂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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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也来做工作。他挨个会见了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对他印象不好，南昌起义前，贺龙在武汉要求入党，张国焘说他是“军阀”，一口拒绝。周恩来、朱德、贺龙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对此贺龙是不会忘记的。甘孜会师那天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把张国焘吓了一跳。任弼时是张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心里还是有点怕他。张国焘着重拉萧克和王震，他送给王震几匹好马，夸奖王震勇敢，能打仗，戴高帽子。王震回来问刘伯承怎么办，刘说：“送给你（马），你就收下。”贺龙听说，对张国焘这种拉拢表示鄙视。张国焘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等文件，贺龙对政治部负责人说：“不准发，看了要处罚人，放在政治部。”根据刘伯承介绍的线索，贺龙、关向应找到了在波巴地方政府工作的刘绍文。刘绍文把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一个泥菩萨肚子里的中央文件都取出来，郑重交给贺、关，又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二、六军团首长做了详细汇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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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了解情况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借口调任弼时到总部工作，要给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绝。张又想把六军团纳入他的部队，也被拒绝。张国焘建议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指出：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做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绝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断然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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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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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也做出了让步和妥协。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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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希兄等共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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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谦恭的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此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甚高。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以张国焘的脾气，要他向中央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没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再没有理由不接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中央”。他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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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去年一、四方面军分手的时候，敌人非常高兴，甚至瞎说是共产党的‘日暮穷途’了。自然，这类的谣言，现在是丝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曾经犯过相当的错误，但是党在斗争中一天天地纠正了过去的缺点，使自己学好，使自己健全化，并且懂得如何战胜过去的缺点。……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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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着说：“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作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样，国际的代表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王明）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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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到这里才明白：原来张国焘还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并非诚心诚意回到中央的领导之下。后面，张国焘语气一转，又开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线”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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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自从沙窝子会议时，我们便公开出来说话，指出当时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愿，但是发现了严重错误，这是由于军事上错误，路线上、政治上的错误，这结果使五次战争受到很大挫折。当然由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单纯的问题，而是关门主义的错误了。……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我们的思想斗争是为着求得党的一致，因此党在思想斗争中有他的两方面：一向错误的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尽量求得党的一致。往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机械式的了解，就是犯过错误的同志已经有了转变，还是一成不变的斗争下去，这是不对的。现在陕北同志已经表示了转变，并忠实执行国际的指示，这样我们就应该一致起来，过去的争论留待将来解决。我们现在不但与二、六军团完全一致，并且和陕北的同志也取得一致了。这个伟大意义必须使每个同志们深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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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国焘宣布了红军的组织机构。他说：“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4、5、9、30、31、32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1军，徐海东同志的15军。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的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方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1、3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5军、32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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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张国焘如何自圆其说，他宣布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党内分裂的最大障碍就已清除了。这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取得的胜利，也是为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迈出的重要一步。所以，当二方面军来到后，大家目标一致，很快踏上了北进的路程。1936年6月28日，张国焘和陈昌浩、李卓然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通知在前面的徐向前及各军首长：“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朱德在给徐向前的电报中，制订了各军的北上路线，要四方面军走在二方面军前面，开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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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困苦，终于再次北上了。大家的心情无疑是兴奋和激动的。陈伯钧从4军调到六军团任军长（萧克调四方面军任31军军长），和二方面军同志一起行动，感到心情舒畅。见到王震等老战友，他们彻夜长谈一、四方面军会合而又分裂的情况，感慨不已。8月2日，他们再次来到阿坝的噶曲河边，顺利渡河。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坝河（大金川上游）还好过。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资架桥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过此河？怎能因一水之隔，而根本改变我们的战略方针！这样看来，噶曲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将是一个有意义、可纪念的地名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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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军军长董振堂也是如此。当部队到达包座时，他对同志们讲话说：“我们就要与中央会合了。还是毛主席对，人家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虽然他们已经绝粮，枪都是扛着走，皮带都煮着吃了，但全体同志仍然士气高昂。董军长带头找野菜吃，鼓励同志坚持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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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则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情北上的。他回忆那个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打起反对毛周张博的旗子，是张国焘路线登峰造极的滔天罪恶。那时对于中央与一方面军北上的估计是过不去，要在路上被敌人打垮。（我们）在甘孜、炉霍是想待下去的，想休息整理保存力量，部队散得很宽，也做了些藏民工作，呆一个时期再看。这时中央已到达陕北，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针。当然张国焘是不会变的，我自己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一些，证明我们过去的估计是错了，这时是1936年的春天。以后听说二方面军快来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军的准备。中央的到达陕北和二方面军的到来，对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从这时起我们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动，想到我们过去反党反中央是大错特错，那时与张国焘在思想上开始有距离。这时张国焘路线已开始动摇，我们想去与中央会合的思想逐渐增多了，像不孝的儿子回心转意后想回到父母怀抱一样。向前和军干部的思想也是这样。以后在那里也待不下去了，心向着陕北。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陈昌浩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四方面军中多数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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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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