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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十八章 奋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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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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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满百年，过程非常短暂。不长的一生，再伟大的人，一般也只能做成一件大事。左宗棠兑现了年轻时的话，做成了当代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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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青年左宗棠考场接连失败，放弃“科考取官”，转而在民间自学地理学、农业科学这些经世致用学问，本来已经失去做大事的机会。但因为准备充分，接连碰上机遇，或者说机会找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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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中国，有能力、机遇、运气，还不一定就能做成大事，得先看他做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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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做事先做人”。“做人”在中国很重要，意味也很深。它可以理解成怎样弄乖取巧，四方无角，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曲意迎逢，利用人性弱点，取得成功；也可以看成有道德、守信用，为人正直，处世大方，重然诺、能办事，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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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超出了上面两种“做人”评价。他个性太盛，锋芒毕露，颠覆传统，自我评价比别人对他的高度评价往往还要高。也因此，他是一个朋友不多的人。胡林翼说得很中肯，“惟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戒”，左宗棠个性外露，评价人走极端，一般人都很反感他当面说出自己的毛病。能够跟左宗棠做成朋友，都是知心知肺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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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到底会不会做人？照同一时代人的眼光，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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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人不会做人，是骂人；说一个人很会做人，也是骂人。同样：说一个人很简单，是骂人；说一个人很复杂，同样是骂人。怎么样才不是骂人？不简单，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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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如此委婉中庸，委曲求全，这就很让人奇怪：难道我们天生跟个性有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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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与仇恨无关，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不主张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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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明白其中原因，需要去源头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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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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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文明崛起于蔚蓝的海洋不同，黄河常年水患频繁，含沙量超过42%。尼罗河如果发一次洪水，留下的是肥沃的土地，而黄河如果发一次大水，留下的是厚厚的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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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河流，历来是国家头等政治大事。大禹因为治水成功，做成部落首领，得到邦国的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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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邦国时代，诸侯林立，战乱频繁，战败国常来黄河边挖堤，决堤河水凶如猛兽，对战胜国造成淹国之灾。你挖我挖，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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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怎样将黄河沿线的无数自由的小政权统一起来，不要再因人为挖河而造成灾难？大一统的内在需求，开始沉淀为民族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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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合耕种。耕种需要耐心守候，三五成群，你耕我种，不需要流动迁徙。种族繁衍下来，一个世代守候土地的熟人社群逐渐形成。封建宗法制应“熟人社会”需求发明，被实践应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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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依靠封建宗法建立起来的社会，最根本的特点，处理一切事情，只讲情感，不讲理性。《论语·为政》对它做了规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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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规定，理性的政令、法律，必须让位给情感的道德、礼仪。文化定下来后，中国人心顺着这个方向来发育，进化出一套强大的“心灵文化”：追求心心相印，以猜测、揣摩他人的心为目标，以对方的情绪、感受，作为待人接物的依据。所以民国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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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强烈内在需求，只讲情感不讲理性的宗法社会规范，两者结合，直接催生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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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国制度在秦朝建立后首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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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不但要大，而且要“老大”。是梁启超说的“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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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帝国”有三个特点：一追求地域规模大；二追求内部和谐统一；三追求权力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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