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801543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5]
1705801544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六章 “西安事变”背景
1705801545
1705801546
实际上，1936年11月在上海逮捕救国联合会的七位领导人，就意味着蒋介石正在迎合日本镇压反日运动的要求。况且，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西北发动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剿共战役。
1705801547
1705801548
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伊始，蒋介石就采取了传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而使日本人把自甲午战争开始的侵华战争推到了最高潮。
1705801549
1705801550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进攻奉天。中日战争突起。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严守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避免事态扩大。[1]9月23日，蒋介石通告全国，中国已就此问题呼吁国联公正裁决。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一退再退，日本关东军未经大战，接二连三攻城陷地，轻而易举地便占领了全东北。
1705801551
1705801552
1932年2月，日本宣布满洲国独立，满洲国包括原东北三省连同热河省。为了使其军事征服合法化，日本人把清朝废帝溥仪抬出来作为傀儡，于是，满洲国的招牌便堂而皇之地挂了出来。
1705801553
1705801554
1705801555
1705801556
1705801557
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期间，爱国学生包围中央党部，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蔡元培等出面安抚抗议学生。
1705801558
1705801559
当此紧要关头，蒋介石正准备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这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致使日本在5月中旬进犯热河时，竟未遇到中国军队的认真抵抗，几乎兵不血刃，仅用10天时间，就占领了全省。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该条约实际上使中国当局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省的既成事实，并把位于北平—辽宁、北平—绥远两条铁路线以北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2]这标志着日本人的征服大获全胜，从此，华北门户大开，中国的腹地处于日本的直接威胁之下。
1705801560
1705801561
《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日本人业已完成了对东北四省的占领。
1705801562
1705801563
但是，它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东北，日本武功赫赫的征服和中国唯唯诺诺的退让，助长了日本军人更大的野心。
1705801564
1705801565
1934年12月10日，关东军副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议，将满洲国作为进一步进犯中国的基地，目标：首先占领内蒙古和华北，然后占领整个中国。[3]板垣的建议得到关东军总司令官本庄繁的批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具体执行这一计划。
1705801566
1705801567
1935年5月29日，梅津美治郎将军会见了本庄繁和从东京专程而来的陆相林桥，最后审定了这份计划。从1934年5月到1935年8月，梅津美治郎一直在其天津的司令部里，[4]集中精力实现这一阴谋中的下一个目标。
1705801568
1705801569
1705801570
1705801571
1705801572
面对学生抗日救国的要求，蒋介石无言以对。
1705801573
1705801574
一个要求内蒙和华北自治的运动从日本人手里炮制出来。内蒙自治的用意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华北自治的用意是要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从南京政府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与满洲国关系密切的自治区，从而打击南京的力量，削弱它的影响。[5]这项计划由日本驻屯军和关东军分担，梅津美治郎的任务是拿下华北五省，而关东军的任务是征服内蒙。[6]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阴谋家们采取了他们的惯用手段：制造事端以作为提出领土和主权要求的借口，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一事端便成为“惩罚性”军事行动的借口，[7]然而，遗憾的是日本人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可供他们提出非分要求的事端，中国像一个受惯了气的小媳妇一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忍受着日本这位蛮横婆婆的虐待。因此，尽管它十分挑剔，但却很难找出中国的差错，华北的局势基本上是平稳的。[8]
1705801575
1705801576
然而，日本人在内蒙古却找到了机会。早在1933年，蒙古王公德王就组建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内蒙古自治会，南京当局不给这个自治会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援助。日本人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于是，1935年8月，关东军总司令官本庄繁派石本和田中二人前去拜会了德王，这次拜访的目的是建立联系，使内蒙古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便由日本帮助建立一个以德王为首的自治政府，然后，它将成为与关东军反苏政策保持一致的独立政府。[9]德王起初并不同意，到了8月，他终于答应与本庄繁密切合作，由关东军对他提供财政资助。1936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委员会迁移，由日本人充当顾问。结果，一个独立的内蒙古政府秘密建立起来，它与满洲国签订了政治、经济互助协定，成为日本卵翼下的又一个仆从国。[10]
1705801577
1705801578
当关东军忙于内蒙事务时，华北驻屯军也开始在华北下手了，他们既然找不到得以对中国提出要求的借口，于是，决定凭空捏造一个。1935年5月中旬，两个亲日华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杀，华北驻屯军参谋长对南京政府派驻华北的最高军事代表何应钦将军宣称，日本军队把这次谋杀事件看做是一个排日的挑衅行为，他警告，如果中国不满足对日本的一些补偿性条件，日本将采取严厉措施。他要求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军；从河北撤出中国的军队和警察；遣散国民党官员及其在河北的组织。中国屈从了这些无理要求，遣散了某些政府官员，取缔了国民党党部等组织机构，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将军的职务。[11]可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这些让步，1935年5月29日，梅津美治郎再次派酒井会见了何应钦，要求禁止所有的反日活动，否则日本政府将采取无限制的军事行动予以惩罚。[12]这种强硬的要求，实质等于最后通牒。[13]
1705801579
1705801580
为了维持和平，中国方面同意妥协。1935年6月10日，何将军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著名的《何梅协定》。[14]国民党在河北的所有机关统统被封闭，武装力量全部调离河北；重新明确申明禁止各种反日活动；河北省会迁往其他城镇。[15]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河北，并威胁道：如果中国吁请英、美出面干涉，日本将以武力完全占领河北。
1705801581
1705801582
正当梅津美治郎在河北寻衅闹事，平津危机余波未息之际，察哈尔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1935年6月，四个日本军官驱车通过张北地区之时，中国驻军要求他们接受检查，结果发现他们没有入境所需要的领事馆签证。经过短暂的盘查，中国军队按照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宋哲元的命令释放了他们。这本来是件极为平常的小事，可日本人却宣称，这是对日本军队的侮辱，并通过日本领事馆，要求中国惩办有关官员；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与此同时，他们还就此事，请日本驻天津的军队出面声援。[16]
1705801583
1705801584
为了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本庄繁按照东京的指示，派关东军高级幕僚土肥原到天津，就察哈尔事件与中国谈判。1935年6月27日，土肥原和秦德全（宋哲元的高级助手）达成了一项协定，即所谓《秦土协定》。[17]内容包括撤销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许多中国军官受到惩处；第二十九军撤离察哈尔东部，当地的秩序委托给维持和平部队负责；禁止中国向察北地区移民；国民党人撤出察哈尔；严禁反日活动等。[18]
1705801585
1705801586
于是，《塘沽停战协定》产生的非军事地带便由河北扩大到察哈尔。1935年9月，本庄繁再次派土肥原到华北，企图在这里建立一个作为缓冲国的自治政府，它将与满洲国密切合作。为了寻找借口，土肥原审时度势，决定打出反共防共的旗号。[19]他的第一步计划是诱使华北老牌军阀吴佩孚来做华北自治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某些中国将领拒绝合作，吴佩孚亦未敢轻举妄动。[20]后来，土肥原重施故伎，企图说服平津地区驻军司令官宋哲元出任华北自治政府的首脑，并允诺：日本将尽可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这一劝诱再次遭到拒绝。[21]
1705801587
1705801588
上述企图失败以后，日本人开始变换其他侵略手段。1935年7月20日，一个姓吴的中国人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在河北发动暴乱，要求自治，但很快就失败了。[22]后来，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下，冀东行政专员殷汝耕于1935年9月15日向南京通电，要求自治。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于通县宣告成立，宣布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这个新的傀儡政权变成贩毒和走私的中心，全部军政事务、财政税收等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23]
1705801589
1705801590
为了抵制这个傀儡政权，中国建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河北、察哈尔及平津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务。1935年12月18日，宋哲元走马上任。[24]
1705801591
1705801592
劝诱遭到拒绝，自治傀儡政府又受到中国政务委员会的抵制，土肥原于无可奈何之中，又耍新的花招：他要求政务委员会改名为华北自治政府，撤销负责与南京政府联系的工作机构。他还要求控制公众舆论，不应反对自治的主张；修筑铁路；重新调整海关关税，提高欧美进口商品的进口税率，降低日本商品的关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