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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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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八章 “西安事变”——兵谏及国内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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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绝不是用来自相残杀的。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绝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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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经过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其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其二，如张、杨不愿意剿共，则东北军将调至福建，西北军将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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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杨虎城经过秘密协商，决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1]他们决定首先采取规劝的政策，先是苦谏，反复劝谏，苦苦哀求，争取要蒋介石改变主意。如果苦谏不成，只好实行兵谏，靠武力使蒋介石屈服。张学良曾屡次在蒋介石面前苦苦劝告，直至口干舌焦。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屡次怒斥少帅。12月11日晚上，少帅甚至声泪俱下，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击日寇。蒋介石不但粗暴地拒绝了少帅的请求，并且决定把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的部队调往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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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准备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11日晚，他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少帅出席了告别宴会，而杨虎城则借故没来。宴会之后，少帅赶到杨虎城将军的司令部，与他进行了秘密会谈。就在这次会谈中，他们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协商，双方决定，东北军负责完成下列任务，少帅的警卫营和一○五师负责逮捕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2]少帅还命令在兰州的东北军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全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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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杨虎城的部队还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所有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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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采取行动。帷幄运筹之后，张、杨分别回到自己的住处，召集各自高级军政官员，宣布这一重大决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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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少帅主持了东北军高级会议，所有军级将领，除万福麟、何柱国远驻外地以外，于学忠、王以哲、缪澂流三位军长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兵军的一个师长白凤翔和副官长谭海。其他高级官员如米春霖、新任参谋长董英斌、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以及高级顾问鲍文樾等也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一些文职官员在场，如秘书长吴家象、“剿总”政训处处长卢广绩和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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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后来回忆，少帅宣布他的决定以后，会场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于学忠、米春霖等人提出下列问题：“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副司令已决定执行这一决定了吗？”少帅的回答是：“捉了以后再说。”据说少帅当时一再强调，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没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大家纷纷表示：“既然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愿意服从命令。”[5]于是，参加会议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少帅遂派谭海负责逮捕蒋介石，由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武和第二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直接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孙铭九率领他的第二警卫营具体执行这一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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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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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铭九率领少帅的警卫营连同200名东北军士兵分乘四辆卡车，于12月12日凌晨3点驶向郊外的临潼。5点半钟，汽车驶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驻地门前，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遭到拒绝，孙便下令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交战中，蒋的大部分卫士被杀。孙铭九带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蒋已逃跑，他下令仔细搜索。从卧室一直搜到后院白雪覆盖的假山，他们两次搜山，结果都没发现蒋介石的行踪。直到上午9点，他们才发现蒋介石的贴身警卫，然后找到了蒋介石。他蜷缩在一块巨大岩石下的山夹缝里，赤着双脚，贴身睡衣外面只披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在早晨的严寒中簌簌发抖。孙铭九立刻跑到他跟前，说道：“委员长，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们到这里接您回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孙铭九回答：“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我们只是要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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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连吓带怕，且又疲于奔命，此时已精疲力尽，况且在逃命时受到的体伤现在也剧烈疼痛起来。[8]于是，孙铭九把他背在背上，慢慢地沿着山坡走下山来，遇到其他东北军士兵，一同簇拥着蒋介石返回。蒋表示希望回到自己房间去，但人们告诉他，他的房间在交火中受到破坏，还是回到城里去为好，那里更舒适，也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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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钻进停在山脚下的一辆汽车里，驶回西安。一路上，蒋介石坐在孙铭九和谭海的中间，一言不发，甚至拒绝他们给他披上一件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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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里，孙铭九对蒋介石说：“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从现在起，中国必须有一个新的政策。您打算怎么办？……抗日是中国的紧迫任务，这是我们东北军将士的一致要求。您为什么不打日本，反而下令要我们打红军呢？”[9]蒋介石坚定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我是一个革命者，随时准备牺牲我自己，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使你们把我关进监狱，我的精神也决不会向任何人投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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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在西安期间住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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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西安城里，蒋介石注意到街上的所有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经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便欺骗人民。当汽车直接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司令部时，他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困惑不解。他认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本人早年投入国民革命，具有长期的革命传统，是不会与东北军一起背叛他的。[11]然而汽车却一直驶进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也是张、杨联合行动的总指挥部，蒋介石被软禁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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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铭九前去逮捕蒋介石的时候，杨虎城的部队攻入西安宾馆，逮捕了蒋介石的随行人员。这些随同蒋介石抵达西安的南京大员们大部分都被拘禁在西安宾馆。美国作家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当时也住在这个宾馆里，她生动地描写了这些被关在宾馆里的军政大员们的情形。[12]被拘禁的高级军政大员一共有12人，其中有军政部副部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豫皖赣边区剿共司令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保定军事学院前院长蒋方震、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在起初的混乱之中，党史编辑委员会主席、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在越窗逃跑时被子弹击中，后来死在医院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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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西安事变”前夕，陈诚等国民党要员随蒋介石赴西安，入住西京招待所，准备发动对红军的“最后五分钟”总攻。“西安事变”时，全员被扣于西安金家巷仁寿里五号。事件和平解决后，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其家属合影。右起：蒋作宾、陈诚、陈调元、陈继承、朱绍良、陈继承夫人、蒋鼎文、万耀煌夫人、卫立煌、万耀煌、龚道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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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和杨虎城不仅下令扣留了蒋介石和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也把调来西安准备进攻红军的战斗机全部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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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所有南京任命的重要军政官员也被拘禁起来，其中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绍贤、教育厅厅长周学昌、“剿总”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共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与此同时，城内重要据点如国民党省党部、铁路和电报大楼等都被占领，公安局被包围，空军几百名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以及国民政府的50架飞机被俘获。[14]12月12日凌晨，两个小时之内，西安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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