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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地阔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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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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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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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即外放为各省学政）。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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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们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乡试主考。乡试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国家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乾隆三年规定各省路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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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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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乾隆六年又规定，户部每人先给银二百两，该省于应给路费内扣除。正如同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驿站付给夫马，不必自己出银，故此一项，可以省出一笔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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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的“辛苦费”。这笔钱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等收入。何况成为主考，衔命抡材，一直要求是“人品端方，学问纯正者”。既是一种荣誉，又可成为这些举人的“座师”，收获丰厚的潜在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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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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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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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差”，选派去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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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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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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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曾国藩立刻忙了起来。首先给家人朋友写信汇报此喜信，然后兴兴头头借轿子、雇轿夫、领银子、借银子、买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领勘合、交割手中杂事……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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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初（早上七点）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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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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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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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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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项二千四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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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台百两。（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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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台百两。（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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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台吴（珩）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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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台张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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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盘费四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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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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