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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四老爷的乡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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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需要荡开一笔，去关注一下曾国藩离家后，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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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随着社会地位由平民升为缙绅，曾家社会交往层次大为提升，社交费用和维持基本体面所需要的钱财也大幅增长。而曾国藩入仕初期，对此并无力提供太多直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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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跳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曾国藩入京之后，每年都会借上几十两银子寄回家中，做“堂上大人”的“吃肉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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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二年起，他承诺负担祖父母及父母四具棺材所用漆钱。因为寿具须年年加漆，并且必须加厚漆，每年都要花一笔银子。四月二十七日家信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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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漆新寿具之时，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以后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约计每年漆钱多少，写信来京，付至省城甚易，此事万不可从俭，子孙所为报恩之处，惟此最为切实，其余毕竟虚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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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窘迫，为官前几年，曾国藩对家里帮助微乎其微。他在家信中对祖父这样表达自己的惭愧之意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务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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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道光二十四年初寄回家中的六百两银子，确实给家中解了燃眉之急。但有了六百两，曾家尚有数百两外债没有还清。可见数年乡绅排场代价之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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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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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曾国潢在家信中说，这一年家中一年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所费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在当年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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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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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六百两外，更关键的，则是由于他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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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他虽读书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操持家事，强于木讷笨拙的曾麟书。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曾国藩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写信嘱咐四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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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娇恣不法，四弟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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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主持家务，则处处离不开钱。曾国潢在家信中曾自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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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捐官之说，是个门头，兄可不必究竟。至若想发财，则是平生愿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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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绅士发财的主要途径就是调节纠纷，打点官府。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会对曾国藩批评其弟曾国潢干预公事的内容印象深刻。曾国藩做京官期间自顾不暇，曾国潢大肆包揽词讼，成了“武断乡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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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他替别人到广东要账的事，这件事曾国藩一开始曾认为根本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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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为朱家事，兄则说“无济”，而弟归后，朱所留之人，又执银票收到五百。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若不是弟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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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别人前后要到了近两千两银子，曾国潢会获得多少收入呢？接下来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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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要他谢三百银，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实谢二百两，退借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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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大约是要回账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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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方面夸奖他办事的才能，另一方面又提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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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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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国藩“三不”的要求，曾国潢是这样回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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