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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170590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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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将皆富，大帅独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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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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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各地豪宅纷起，曾国荃的大夫第相比之下，已经毫不起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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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86〕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说：“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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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军队在湘军中纪律最差，吃空饷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鲍超军万余人，病故伤亡逃走共减员四千余，总数三分之一，但仍千方百计领取全饷。曾国藩对鲍超的伎俩看得很清楚，说鲍超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左宗棠也说鲍“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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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湘军中并非鲍超一家。左宗棠曾经函告曾国藩，朱品隆、唐义训两军，“人数实不足额，仅止半成有零”。左又自承：“蔽部亦间有此弊，现在撤革二营官，拏治一幕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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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却表示难以处理：“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鄂中积习更有甚于此间者。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证明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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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靠吃空额之类的恶劣手段，一样可以轻松致富。除曾国藩之外，湘军中最清廉的高级将领，当属彭玉麟了。从他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湘军高级将领如果想发财，会多么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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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麟集》之第四十四、四十五页，有《赋性》二首。其中有“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及“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之句。诗下自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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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告竣，除已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下余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悉留协济长江，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咨明六省督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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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他把这笔钱全部留作公用，没有带回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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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这六十万来源于哪里呢？查《彭玉麟集》下册，有以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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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在军垂二十年，初时军饷奇绌，公商于盐政，捆盐自卖，以供一军之饷。至是，军饷有额支实款。公以所领盐票，犒诸将之有功者，而历年存盐银无虑六十万，咨明两湖两江各督抚，发南北两盐道生息，存为长江水师公费，且以备外患，一无所私。公疏言，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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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因为军饷没有来源，清政府允许彭玉麟部“以盐抵饷”，以食盐专卖权充军饷，通过贩卖此项权利，积累了六十万存银。从诗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当时人的观点，这笔钱他是可以自由取用，纳诸私囊的。湘军军官的灰色收入空间之大由此可见。其他湘军军官的发财之道，可以推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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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89〕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90〕。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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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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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除了曾国荃外，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横洲乡陈湜将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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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风俗原本淳朴，耕农之余，游闲甚少。然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衣必绮罗，出必舆马，宴客必珍味，居处必雕几。故近市镇而拥素封者间亦有之”〔92〕。湘潭“及寇平，诸将拥资还，博戏倡优相高以侈糜。尝一度输银至巨万，明日举典商部帖尝之，传以为豪”。〔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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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士子杨恩寿在其日记中记载过的一件旅途逸事也说明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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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子湘乡人矣，昨夜高仆与之谈乡曲事。渠盛夸湘乡之以军功得显秩者以千计，并言：某公由负贩起，今则买田万顷矣！某公由厮养起，今则买田万顷矣。科甲某公连岁买田不下十万，近犹出重价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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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逻辑，曾国藩应该成为湖南最大的富翁了吧？并非如此。上述引用的日记中接下来说：“高仆曰：‘之数人者，皆拔自曾中堂乎？’则应曰，诺。高仆曰，然则中堂之田，不更不可以坵亩计乎？舟子骤然改容曰，子失言。子不知中堂固清官乎？依然祖遗之业四百石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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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中，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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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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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之后，虽然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曾国藩自己却固守初心，不改前辙。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澄弟、季弟的信中说，兄弟们想分给他的几处产业，他都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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