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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所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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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对于曾公的家世，应当已经心中有数。其中对曾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以本人之见，大概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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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氏祖辈务农，曾公出身农家，对于农家生活，极为熟悉。之后，曾公身居军营，便派人从长沙雇请农夫种植蔬菜。且为湘军征兵时，不用轻浮油滑的市井少年，而专用乡间淳厚朴实的农夫。究其缘由，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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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公出身贫寒，对于民间疾苦有深刻体验，所以后来尽管已飞黄腾达，但于公私费用上仍遵循俭朴之原则。办理政务时爱护百姓，率领军队时不准扰民，可见其关心民生疾苦之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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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星冈公一生刚强不屈，而一旦发现自身过错，便立即痛下决心改正，其意志之坚决，十分值得称赞。曾公亦生性刚直，酷似其祖父，且曾云：“立志自拔于流俗。”又曾云：“余生平全得一‘悔’字诀。”大概缘于继承祖德、谨遵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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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星冈公虽然年少时学业荒废，然而备尝人世艰辛，经验丰富，所以于为人处世方面，常多精辟至理之言。曾公时时将祖训铭刻于心，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将祖父生前之教导，如“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如“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编为家规，以流传后世。由此足见星冈公对曾公之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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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竹亭公屡屡于考场失利，然而丝毫不减其积极进取之心。其艰苦卓绝之精神，的确非寻常之人所能望其项背。发愤教子，最终得到回报。此即所谓“明德之后，必有达人”。曾公能够不辞艰苦，崇尚淳朴诚信，未尝不是受家庭氛围熏陶之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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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古以来，所谓师道，有传授学问与育人品行之分；所谓教育，有言教与身教之别。星冈公教导之言透彻精辟，成为家规，此即言教。竹亭公不辞劳苦，日夜侍奉父亲，孝敬之心日益坚定，此即身教。二者教育方法虽有别，但同样感化家人，为邻里所称道，即所谓殊途同归。曾公曾曰：“人才有转移之道。”并曰：“风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若非熟知祖父与父亲之言行及其影响，怎么有此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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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遗传学说兴起以来，人的性格与品德常受近祖的影响，此种观点已被学术界所公认。甚至有人称：一个人的生殖细胞中有决定其后代智力与品行的因素。以此理论解释曾公与其家世之关系，似乎亦可令人信服。曾公常称自己“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矣”，而竹亭公亦云：“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从中可以约略窥见遗传力之蛛丝马迹。至于星冈公与曾公之关系，前文已有论述，其中遗传力之作用更为显著。若非由于遗传因素，怎会出现此种祖与孙、父与子相似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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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星冈公刚直不阿、竹亭公恭谨儒雅、王太夫人善待亲族、江太夫人孝敬公婆，皆为曾氏家族美满和睦的象征。毋庸置疑，此种家庭氛围令曾公受到良好熏陶。既然生于如此和谐之家，则曾公于大敌当前之际，为保卫家乡而置生死于不顾，何足为怪？待家园已重回安定，曾公余勇可贾，便率军出征四方，如箭在弦上，大势所趋。最终平定大乱，立下丰功，此乃曾公始料未及。然而，曾公的成就，与其对家乡的挚爱，当有莫大关系，不可忽视。日本人稻叶君山云：“曾国藩之家庭，整齐至极，在乡党亦有声望。彼遇太平之乱，先图一家族一宗族之安固，渐及于乡党，遂出征四方，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矣。”（见但焘所译《清朝全史》）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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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章 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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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曾公生平的划分——三个时期、四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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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家世，前文已做阐述，现在对曾公生平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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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探讨起见，可将曾公生平划分为三个时期、四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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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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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第一时期，亦为第一阶段。自嘉庆十六年辛未（公元1811）曾公诞生时起，至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1839）（即自一岁至二十九岁）。此阶段中，除孩童时期之外，基本为曾公求学与应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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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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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第二时期，其中可分为两大阶段，即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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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中生活：自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1840）起，至咸丰二年壬子（公元1852）（即自三十岁至四十二岁）。此阶段中，除赴四川任正考官外，其余时间，曾公基本居于北京任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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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中生活：自咸丰三年癸丑（公元1853）起，至同治三年甲子（公元1864）（即自四十三岁至五十四岁）。此阶段中，除为父母服丧而回家乡之外，其余时间，曾公基本居于军营中，调度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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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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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第三时期，亦为第四阶段。自同治四年乙丑（公元1865年）起，至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元1872年）曾公逝世（即自五十五岁至六十二岁）。此阶段中，曾公依旧参与军政事务，但体弱多病，精力已不如少壮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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