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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章 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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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三年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即受命剿除捻军之乱。但因剿捻失败而请辞，一次担任直隶总督，两次担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于两江总督任上逝世。所以，曾公的晚年生活，起初为军营生活，后期则为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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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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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讲述曾公的军营生活。曾公此次领兵，目的在于围剿捻军。其中经过，长洲人朱孔彰的叙述颇为详细：“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其后河南之光、固；安徽之颍、亳；江淮之淮、徐，群盗剽窃，胁纵愈众，有马数万，蹂躏千里。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皆善战。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王移师攻讨，亦不能大创之。四年四月，公闻王轻骑追贼，步兵弗能从，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将军。’将密陈于上，止之，而王已败没曹州。上闻，立召公引兵赴山东，直、东、豫三省绿营，各营地方文武，节制如僧王。公复陈：‘目下情形，万难迅速：一、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调刘铭传及刘松山各军，尚不敷剿办，当另募徐州勇，期以数月训练成军；二、直隶另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只宜办兖、沂、曹、济四郡；河南只能办归、陈两郡；山东只能办徐、淮、海三郡；安徽只能办庐、凤、颍、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责之督办，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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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奏定：‘厄要驻军，不事驰逐；军饷器械，由水转运。以江南为根本，以清江浦为枢纽。溯淮、颍而上者，达于临淮；溯运河而上者，达于徐州、济宁。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器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徐图功效。’又言：‘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着着落后。臣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公督师年余，贼突驰如故，将士皆曰：‘不苦战而苦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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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筑之，未成而贼窜襄、邓间。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贾鲁河，开濠置守，分池甫定，贼冲河南，汛地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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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议咎公迂阔，公在军久，益慎用兵。初主驻兵四镇之议，次设扼守运河之策，皆得其要。在临淮搜除蒙、亳匪党，以绝其根株；在徐州办结湖团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数十战，力遏凶锋，捻势实因此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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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言论数劾公。公亦以河防无成，奏请李文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剿西路；自驻周家口策应。或又劾公骄妄。公忧谗畏讥，乃请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大臣接办军务，又奏剿捻无功，请将封爵暂行注销，以明自贬之义。上皆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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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冬，奉旨回两江总督本任，李文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入秦，赖文光入鄂，捻分东西，自是不复合。六年六月，公补授大学士，仍治两江。任柱、赖文光再入河南，窜山东，渡运河，扰登、莱、青。李文忠建议集四省兵力，会堵运河；英翰请合兵守胶莱河，困贼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议。贼复引而西，越淮河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再破之寿光弥河。文光走死扬州，东捻平。诏加公云骑尉世职。张总愚后为刘松山所败，乘水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河间，京师戒严。刘松山绕出贼前，破之以献。丁文诚公葆桢入援，驻固安；左文襄驻天津；李文忠驻大名；英翰、李鹤年防河南北岸。贼绕运河窜东昌、武定，文忠移师德州。时河水涨，官军扼河困之。公命黄翼升、欧阳利见领水师协剿，合诸军，大破捻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谋也。”（《中兴将帅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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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孔彰所言，基本取自曾公的奏疏及《年谱》，且叙述简明扼要，所以我们从中可对曾公平定捻军的梗概有所了解。在此摘录《年谱》中数则文字，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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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卷十一记道：“公办理捻匪一载有余，初立驻兵四镇之议，次设扼守两河之策，皆未久而改变。其在临淮，搜擒蒙、亳匪徒，以绝捻之根株；在徐州办结湖团巨案，以除捻之勾引。刘铭传、刘松山、潘鼎新三军，大小数十战，贼众纵横飙忽之势，实因以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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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黎氏对曾公剿捻的评述。其中，对于驻兵四镇、扼守两河的策略，其详细情形，前文已述及，而关于在临淮搜擒蒙城、亳州的匪徒，《年谱》中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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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十日出示晓谕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属民圩，分别良莠，擒送捻匪赴军营者，重赏，并委员会同州县严拿匪徒，就地惩办。”（《年谱》卷十——同治四年乙丑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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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临淮，不仅注重治标，搜拿捻匪，而且注意治本，申明军纪。曾公“舟抵临淮关驻营”，曾“批总兵陈国瑞禀牍，凡二千余言，称其所能，而历数其过失，申明禁约，凡三条：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词旨严切”，足可见曾公关心百姓疾苦，注意严明军纪。（引语见《年谱》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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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临淮时如此，在淮临时亦如此。“自抵淮临，察看皖、豫等省行军，每以柴草细故，兵民成仇”，于是“令各营发价购买，不得妄取丝毫”。“嗣因鲍超所部，颇有骚扰之名”，便又“筹定有着之款，于襄阳设粮台委员支应，俾得专精办贼，且申明纪律，秋毫无犯”，以期“军民一气，一以保全鲍超之令名，一以拊循河南之赤子”。（引语见《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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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湖团一案，《年谱》中亦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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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铜山、沛县之境，有微山湖，涸，出地一区。咸丰四、五年间，山东曹州之民，因河水泛溢，避水南徙，占据其地。其后来者益多，至数万人，占田浸广。地方官因为按亩征税充饷，号曰湖团。与沛县居民，屡有争讼械斗之案。捻匪东窜之时，与湖团相勾引，沛民诣公行辕控诉。公批饬严拿通捻之团民，讯明惩治；委员赴山东，察看团民原籍之地，设法资遣回籍。”（《年谱》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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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是月公批结沛县湖团各案，将安分之唐团、赵团等六团留住徐州，通捻之王团、刁团等勒限撤归本籍，出示晓谕土客各民安业。”（《年谱》卷十——同治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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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治五年亦有记载：“二月初八日，驰奏结湖团历年讼案。剖别是非，平情论断，不分土民客民，但分孰良孰莠。王团、刁团，业已全数徙去，安静回籍。酌定善后事宜，饬地方官次第经理：一曰酌给钱文，以恤已逐之团；二曰设立官长，以安留住之团；三曰拨还田亩，以平土民之心。并请将骂贼殉难之团绅唐守忠、唐锡彤、唐振海三名，优恤建坊，以为草莽效忠者劝。”（《年谱》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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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公剿捻无功，但捻匪最终得以平定，毕竟是由于曾公扼守两河之策。对此，王定安《湘军记》中有云：“三代时中夏无骑兵，行军皆以车战。至战国始知用骑，其风盖昉自北漠。当时诸侯王封域千里，才敌近世一行省，辄称铁骑数十万，纵横驰突，或数日即至人国都。于是三晋、燕、齐筑长城自卫。其见于《短长策》者可考也。秦并天下，中国无盗警，乃筑万里长城限胡骑。由其中言之，墙堑之足以拒马，由来久矣。自捻之盛，悍骑何啻五六万？僧王率蒙古精骑追之，常落其后。曾公国藩奉命北征，初亦苦无马，屡使使出口购之，马之至者无多，而寇日以盛。始变计筑长城，守运河暨沙鲁诸河。闻者皆笑其迂。其后李公鸿章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及马颊、徒骇，遂蒇厥功。夫筑墙千里，合数省兵力守之，寇至或不能保，亦计之至拙者也。然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坚守其拙，而巧者靡矣。”（《平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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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纵观整个剿捻过程，曾公虽然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其深谋远虑，非常值得称道。之所以剿捻初期常常受挫，而最终能够大获全胜，是因为初期数省军队合围一地，兵力分配不均，薄弱之地十分容易被敌军击破，而后来捻军分为两支，且河防已经得到巩固，此时以各地驻守的军队镇压不断流动的贼寇，自然容易集中兵力将其歼灭。若当时不采用扼守两河之策，“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着着落后”，何时能将捻军平定？王定安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此言十分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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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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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同治四年五月，奉旨剿捻。第二年九月，即奏请朝廷另派钦差大臣接管军务，而自己以散员身份留在军中效力，不负责调度。同治六年正月，曾公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三月抵达南京。第二年七月，曾公奉旨补直隶总督之职。后来因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软弱，导致天津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同治九年十月，被调回两江总督任上。所以，曾公此时期的政治生活，十分值得一讲。而对此叙述较有条理且不失简练的人，仍当推朱孔彰。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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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同治六年），公授武英殿大学士，秋闱补直隶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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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奏：‘直隶最要之政，在练兵饬吏，次则河工。请练万人，使成劲旅，则畿辅不患空虚。民间疾苦，由于积狱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当尽法惩之。永定、滹沱二河为民患，宜大加疏浚。’皆兴办如言，期年百废俱举。无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杀伤教民数十人，天津大扰，公在病假中，奉命查办。以粤捻初平，宜坚保和局，不宜与洋人构衅，于是办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议县抵之说，究赖公力拒之。崇厚惧事决裂，奏公病势甚重，请另简重臣来津。时文忠方督军入陕西，急召命驰赴天津会办。会江督缺出，仍以公调补，而文忠为直隶总督。逾月，事定，公与人书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深自引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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