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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清代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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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学术思想，有人将其分为五类：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学。（见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亦有人将其分为八个时期：自上古时代至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前，称为思想胚胎时期；自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后至秦代，称为诸子争鸣时期；两汉时代，称为儒学独尊时期；魏晋时代，称为道家复兴时期；自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称为佛教输入时期；自宋代至明代，称为儒佛混合时期；清代，称为古学复兴时期；自清末至今，称为西学东渐时期。（见周子同所著的《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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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分析法虽然有很大不同，但皆将清代的学术思想单独划为一部分。那么，清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为何物？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云：“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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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在其所编《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亦云：“清代自康、雍以至乾隆时，考证学发展至极点，特尊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实则复演前代之学术，自宋以倒溯至东汉也。至乾、嘉以后，考证之途已穷，学者无可致力。且域外交通大开，中外思想接触，觉我国所以贫弱、外国所以富强，必有重大之原因在。才智之士，对于政体与社会根本组织，均起怀疑，而以清廷禁纲尚严，不敢公然反对，乃为文艺复兴之运动，即道、咸以后所产生之公羊学派是也。此派庄存与、刘申受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大振于康有为。实则推倒考证家东汉之古文学，而复演西汉之今文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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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考证学与今文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但宋明理学及桐城、阳湖两大古文派，在当时亦有很大势力。蒋维乔云：“明末王学狂恣之流弊，学者虽厌恶之，然尚未有公然反对者。虽顾炎武为考证学之祖，亦不过提倡朱程以斥陆王而已。黄宗羲亦从王学入手，而创经世致用之学。至乾、嘉间惠栋、戴震出世，考证学大成，方公然推倒宋学，揭诸汉学。可知在清初时理学派尚非全无势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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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启超先生亦云：“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议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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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精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家者卒不衰。”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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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思想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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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对中国学术领域以及清代学术思想已作简要概述，因此我们对曾公的学术背景应该已有相当了解，现在则进一步就曾公思想的范畴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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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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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范畴，就整体轮廓而言，颇为广泛。曾公在致何廉昉的信中云：“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烟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余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廿余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书，皆赝作也，皆剿袭也；入经史部之书，皆类书也。不特《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等为类书，即《三通》亦类书也，《小学》《近思录》《衍义》《衍义补》亦类书也。故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别白，而定一尊；其分门别类，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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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李续宜的信中，又云：“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根本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鶡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集众家之精以为书。根本之书，犹山之干部也；编集者，犹枝龙护沙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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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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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的“根本之书”，究竟是否为“根本之书”，虽然尚有待确认，但将原创作品与整合作品分开编目而不相混杂，确实可以作为目录学上一种重要的编纂方法。因为目录学的功能即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若果真能将各类书籍按原创作品与次生作品加以分类，则书籍的源流便能明朗，从而使学术研究条理清晰。目录分类法，往往无统一规则，此与各人的学识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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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录学追根溯源，《尔雅》应当为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对此，曾公亦曾提及：“目录分类，非一言可尽。大抵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最古者。……《尔雅》一书，如‘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木’‘释鸟兽虫鱼’，物之属也；‘释器’‘释宫’‘释乐’，器之属也；‘释亲’，事之属也；‘释诂’‘释训’‘释言’，文词之属也。《尔雅》之分类，惟属事者最略；后世之分类，惟属事者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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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中又分为两端焉：曰虚事，曰实事。虚事者，如经之‘三礼’，马之‘八书’，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区别门类是也。实事者，就史鉴中已往之事迹，分类纂记，如《事文类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及我朝之《渊鉴类函》《子史精华》等书是也。……后世人事日多，史册日繁，摘类书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势所必然。”（《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谕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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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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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所研究与论断，且在考据学方面亦有所贡献。其考据类文章，基本见于《求阙斋读书录》中。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云：“卧阅曾文正《求阙斋读书录》，分读经、读史、读子、读集，共十卷。文正通声字转借之法，故于此颇有得。其读《周礼》《仪礼》教条，亦见细心。其论《史记》处，专在文法，盖囿于桐城议论，虽未知史公深意，亦自有见地。论《三国志》有数篇学《史记》处，亦确。此老固可爱也！前有合肥相国序，不知何人所为。其首云：‘札记者，小说家之技余。自王伯厚、顾亭林辈以通儒为之，于是其业始尊。’谓札记出于小说家，又曾见王伯厚以前人札记，皆奇谈也。”（光绪戊寅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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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阅《求阙斋读书录》，文正于‘仪礼’用力甚深。其言《史记·历书》‘畴人子弟’，‘畴’与‘俦’通，俦者类也。《文选》束皙《补亡诗序》云：‘皙与同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则凡同术同聚者皆得称为畴人，非专指明历者言。此条亦从来未正之隐。”（同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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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考据学上的造诣，由此可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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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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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考据学上能够有所贡献，正是因为通晓“声字转借之法”。由此可见，曾公对文字学亦有研究。曾公曾致信于其子，云：“小学（按：即文字学）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说文》为主，古书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开生面，而钱塘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参观。言训诂者，以《尔雅》为宗，古书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云之《尔雅正义》、王怀祖之《广雅疏证》、郝兰皋之《尔雅义疏》皆称不朽之作。言音韵者，以《唐韵》为宗，古书惟《广韵》《集韵》，至本朝而顾氏《音学五书》乃为不朽之典，而江（慎修）、戴（东原）、段（茂堂）、王（怀祖）、孔（巽轩）、江（晋三）诸作亦可参观。尔欲于小学钻研古义，则三宗如顾、江、段、邵、郝、王六家之书，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此为曾公对文字学研究方法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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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字学，应当在字形、字声、字义三方面皆下功夫，曾公能够有此见地，不愧为学识渊博之人！曾公研究文字学，始于道光末年，目的在于想要读懂周、汉时期的古书。关于此事，曾公亦曾言及，如：“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书。”（《家训》卷上——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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