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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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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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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宇宙观，倾向于理气二元论。其在回复刘蓉的信中，云：“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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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气二元论，起源于程颐。程颐曾云：“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程氏遗书》卷十五）因此，曾公的理气二元论，其实取自程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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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气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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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那么万物本应全都相同。然而，为何宇宙万物其实完全不同呢？对此，曾公认为是理一气殊的缘故，所以在回复刘蓉的信中，又云：“《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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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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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一气殊论，始于朱熹。朱熹曾云：“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朱子语类》卷四）因此，曾公的理一气殊论，其实采自朱熹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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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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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天地万物来自同一根源，那么依据天人合一的理论，便应当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而不应有所分别。但此结论接近于墨家的兼爱学说，并非儒家学说的宗旨。所以曾公的宇宙观中，又有理一分殊论。此理论同样可见于曾公致刘蓉的信中，如：“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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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论，始于程颐对《西铭》的注释当中。后来朱熹对此加以引申。朱熹曰：“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乎所施之平哉？”（《张子全书》卷一）因此，曾公的理一分殊论，其实是受张载、程颐、朱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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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曾公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完全取自宋代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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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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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虽然前者认为爱应有差别，而后者认为爱应无差别，但两者目的皆为救世，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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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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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的宇宙观提倡理一分殊论，那么其人生观就应当为淑世的人生观。曾公曾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袭，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未所谓秩然者焉。”（《书札》卷一——《答刘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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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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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救世的热忱，跃然纸上。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对儒家传统观念的继承，但同时亦因为曾公心中的理想人物即是如此。曾公致信于其弟，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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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怀有淑世的人生观，那么每天要面临艰难困苦，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古代圣贤豪杰，为完成救世的宏愿，不顾一切排除万难，独自承担艰巨任务；因为唯有具备勇于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达到济世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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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此有十分深刻的体会，曾在回复陈舫的信中，云：“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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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曰：‘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来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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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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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曾公体会深刻，所以其人生观，不仅是淑世的人生观，而且是奋斗的人生观。曾公于回复郭嵩涛的信中，云：“事会相薄，变化乘除，吾常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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