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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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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善于知人晓事，所以不但会用将，而且擅长带兵。其带兵以“仁”“礼”二字为宗旨。曾公曾云：“推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日记》——己未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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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待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日记》——己未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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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士兵，应当恩威并施，宽严并用。对此道理，曾公在《书札》中亦曾言及，比如在致朱云崖的信函中云：“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书札》卷十七）即是说，对士兵应当施以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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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致唐桂生的信函中云：“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矩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卷同上）即是说，带兵时应当执行严格的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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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十分重视对士兵的训练。比如其在《批统领韩字营韩参将进春禀》中写道：“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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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士兵时，应当持之以恒，而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此，曾公亦曾言及，比如其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至于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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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带兵方面，特别重视恩威并用与勤加操练，所以曾公对于仅借助钱财激励士卒的做法，颇不以为然。由此可见，曾公的军事学识的确高人一等，远非庸俗之辈所能及。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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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论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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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带兵，即说明知人；通晓兵机，则说明晓事。高陵君显认为，宋义称“兵未战而先见败征”，“可谓知兵”。（见《史记·项羽本纪》）曾公亦称得上通晓兵机。比如曾公曾云：“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见前文）另外，其在《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如：“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己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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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军事成败的征兆方面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对于军队强弱的一般表现，亦有所论述，比如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写道：“进则争前，退则散乱，得三五人保持阵脚，即是劲旅。无此三五人者，则其初每成先胜后败之局，其后遂为屡北不振之师。此盖军旅强弱之恒态。”（《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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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兵最贵机局生活”，此话出自曾公在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致其弟的书信当中。（见《家书》卷八）所谓“贵机局生活”，即是指行军用兵时，要懂得巧妙掩饰自己的实力，最忌讳“形见势绌”，将自己的情况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对此，曾公在《批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中有颇为详细的论述，如：“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态。”（《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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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论兵法，不仅忌讳“形见势绌”，更忌讳“势穷力竭”，比如其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云：“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济、人才之可继言之。”（《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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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忌讳“势穷力竭”，所以曾公主张，打仗时应当士气饱满，即“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其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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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通晓兵机，所以往往擅长观察敌情。太平军“图解金陵长围，则攻浙江以取远势；图救安庆，则攻江西、湖北以取远势：声东击西，就虚避实，深合用兵之法”（见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对此道理，曾公亦十分明白，比如在致其弟的信函中云：“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钞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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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一封信函中，不仅畅谈兵机，并且谈及观察兵机的态度与方法，如：“贼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严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炬。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抚贼之备物太甚者，其中盖有所不足也。愿足下以精心察之，冷眼窥之，无乘以躁气，无淆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外重而内轻，其为蔽也久矣。仆之不欲再增抚州陆兵，实以金注太重为虑。”（《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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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为一介书生，在治理军事时，往往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兵事，同时用儒家的处事态度来用兵。其中最显著的例证，即是曾公曾云：“‘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书札》卷二十一——复李申夫）究其原因，是曾公认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无时不谋，自无惰时矣。”（《日记》——丙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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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行军用兵时，一贯主张军队要充满“忧勤”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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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谓：“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此与“临事而惧”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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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测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云：‘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日记》——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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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谓：“军事不厌详说。”则与“好谋而成”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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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不厌详说。既不能临阵阅历，又不于平日讨论，则更无明了之时。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书札》卷二十五——复李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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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事而惧，从而杜绝傲气的滋长；好谋而成，从而铲除惰气的苗头。二者结合，即是所谓“忧勤”。曾公在致唐桂生的信函中云：“军士久坐不动，则渐渐疲弱。必须常常出征，劳苦一番，惊恐一番，乃有常新之气。”（《书札》卷十八）此话与“忧勤”二字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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