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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节 论军事与交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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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昌盛、交通便利的今天,无论是军事家还是非军事家,基本都知道军事与交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若欲整顿军队、加强武装力量,常常将发展交通事业作为首要任务。曾公生活在中国刚由闭关自守迈入开放时期的年代,所以对于航空、公路、电报、电话等交通工具,自然无从知晓。然而,其对水路交通以及信息传递方面均十分关注。可见曾公对军事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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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守祁门时,曾公经常派人用蜡丸隐语传递消息。当曾国荃围攻吉安时,曾公在信中告诫国荃,务必使敌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从中可以看到,曾公对信息的传递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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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陆交通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曾公亦曾论及,比如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城贼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家书》卷八)即是说,陆地运输十分不便利,困守金陵的太平军不久就会因粮草断绝而难以维持,所以战事很快便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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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阔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济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水上交通十分危险,用兵行军时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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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陈作梅的信函中写道:“山中行军,以哨探向导为要务。”(《书札》卷十三)即是说,山中道路杂乱,崎岖不平,行军时必须严密侦察,有得力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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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最重视进行严密的侦察,既是为了解敌情,亦是为探明交通路线。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信函里所嘱咐的数件事,其中之一即是:“哨探严明。离城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贼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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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常常告诫将领,勿要约定日期协同作战,除因为军事变幻无常,适宜随机应变之外,亦是由于交通不便利。曾公在《批余参将际昌禀》中云:“约期会战,其虑有三:相隔路远,通信不易,一虑也;约期既定,临敌千变,进止两难自由,二虑也;甚或彼此相靠,牵制误事,三虑也。”(《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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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常将探看地势作为用兵打仗的第一步,既是因为不同的地势须用不同的作战计划,亦是因为只有对地势了解清楚,才能确定最佳的交通路线。曾公在致张凯章的信函中云:“足下用兵,详慎不苟,欣慰之至。探看地势是第一要义。”(《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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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看地势,必须要亲临实地。曾公对此亦曾言及,如:“凡察地势者,以亲眼观看而后知其险易;凡察贼情者,以亲手交仗而后知其强弱。”(《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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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二节 论军事与武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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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野心的国家,为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除会发展交通事业外,更注重军备的扩充。世人评判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亦往往将该国所拥有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但曾公却颇不以为然,而是认为“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比如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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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洋枪、洋药、铜帽等,即日当专长龙船办去。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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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家书》卷——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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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谓有理有据;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立即将其斥为迂阔之谈。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家应当对此作全面理解。只依靠武器而不重视人,则十分容易养成借助外物投机取巧的习气;只依靠人而不重视武器,恐怕同样难以克敌制胜。仔细揣摩曾公话中的含意,即是曾公看到国荃过于重视武器的精良,所以认为不能不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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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主张“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但实际上对武器十分有研究。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以生铁令铸工铸之,渣滓未融,经药辄散,且多蜂眼,鸣而不能及远。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其法以铁先练成直条,每条烧红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圆颗,又烧其端,又打成颗,每颗如葡萄大。后至江西,商之姚镶,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为铁模,半涡截铁条之端,置之模中,宛转锤练,圆滑可爱,于是及远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群子,均用此法。每炮用百余颗,多者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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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倘若果真不重视武器,那么为何在对武器的讲求上如此精益求精呢?为获得精良的武器,而不惜采用各种方法试验,并反复与他人探讨,足可见曾公对武器与军事的关系拥有深刻的认识。所谓“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此话将武器质量关乎军事成败的观点表露无遗。之后,设立制造局,制轮船、造枪炮,更能反映曾公对武器的重视。我们如果一味拘泥于曾公所谓“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的话,而认为曾公思想迂腐,那么实在称不上对曾公有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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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三节 论军事与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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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情形变幻莫测,从古至今,即便是名将,亦难保百战百胜。打胜仗时,众人一致称赞;打败仗时,则舆论哗然。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善于带兵的将领,并不在乎他人的毁誉,只坚守自己的内心,胜利时固然被舆论所推崇,但失败时亦敢于面对舆论的批判。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写道:“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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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陈作梅的信函中又写道:“此间军事,殊乏起色。惟约束士卒,不敢骚扰,勤于操练,不敢懈弛二者,兢兢自持,行之有年,借以报慰知己。”(《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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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光明磊落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总而言之,曾公在论及军事与舆论的关系时,其观点不外乎“尽其在我”而已,正如俗语所谓“止谤莫如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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