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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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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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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发展为重大的外交事件。不仅受到条约保护的传教活动受到侵害，普通的外国人甚至外交官也惨遭杀害。这是外国一方的说辞。此事也关联到清朝当地政府的官员，还出了人命。掌管包括天津在内的口岸通商的崇厚虽然也是当事人之一，但仅靠他的权限是无法收拾残局的。于是他提出请求，由管辖天津的长官来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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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天津的地方长官是直隶总督。总督府位于内陆的保定，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由于就在首都皇帝的眼皮底下，在为数不多的督抚当中，直隶总督是级别最高的。当时任此官职的便是曾国藩。迎来六十大寿的曾国藩本想告病休假，无奈碰到这种情况，只好带病领命。他给儿子们留下遗嘱后动身，7月8日抵达天津，开始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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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国的公使一同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8月中旬，天津和山东半岛的口岸烟台聚集了法、英、意共15艘军舰。战争一触即发，局势空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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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这时南方也发生了惨案。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遇刺。由此，清政府于同月29日任命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9月18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如果没有这次的人事任命，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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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曾国藩也继续留在天津处理此事。10月上旬，判处21名人员死刑，将法国方面要求处刑的知府、知县流放，赔款白银21万两，给付抚恤金白银28万两，派遣崇厚前往巴黎谢罪，事态总算暂时平息。法国本土得知天津教案发生时，已经和普鲁士开始了普法战争，不久皇帝拿破仑三世下台，已经无力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了。就这样，清朝终于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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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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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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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务对曾国藩而言，是极其苛刻的。不仅是他带病在身的缘故，他的处境原本就很艰难。一言概之，即受到内外夹击，进退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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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当地至清朝政府，都对袭击外国人的犯人们深感同情。天津教案原本就是社会对基督教及其活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反感，正是儒教精神组织下的中间集团酝酿而成的。这些中间集团，也是科举考试中诞生官僚的摇篮，特别是置身事外的官僚们，主张在儒教教理基础上的原理性观点——攘夷论，支持教案并将其合法化，认为教案在这一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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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攘夷论经常被称作“清议”。正如其字面所示，即洁净不带污点的正论的意思。与其相反，简直无法说出口的污秽之物，恰恰是高度赞美西方的洋务。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加剧，丝毫不见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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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临交涉的当局看来，一旦与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外国列强决裂，就意味着立刻会引起战争。即使内心对清议存在共鸣，也不能够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当中。但是，倘若过分地妥协让步，站在外国的一边，便会受到清议的指责，威胁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也正是曾国藩的苦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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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8月29日的人事任命意义重大。镇压平定了捻军的李鸿章，继续担任湖广总督，掌握大军以备西方的骚乱，此时他正行军至陕西，平定当地的穆斯林之乱。接到命令后，他立即率军赶往天津。这当然意味着抵抗外国方面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内预想到要协助曾国藩顺利处理事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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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此事的处理上，曾国藩遭到了众多诽谤。李鸿章赶到天津后，很快事件就得到解决，于是大家都私下流传，曾国藩未能处理好，是李鸿章出面处理的。当然这是个误会，真正完成任务的是曾国藩。然而，李鸿章与大军的到来助其一臂之力，李鸿章并不是没起到作用。由此以后，格局自然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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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对外交涉中，背后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发生这些案件的开放口岸，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抑制内部的暴动。当时，只负责管辖开放口岸的贸易和涉外事务的通商大臣，例如崇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管辖当地官员、拥有军队的督抚才能担当这一任务。由督抚兼任南北洋大臣的制度就此确立，11月12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与此同时，开放口岸的天津成为重要的驻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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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从曾国藩时代向李鸿章时代的转折。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颜面尽失，身心备受打击，之后不到一年半就病逝了。与此相反，李鸿章却是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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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此之前的中兴名臣、镇压内乱的功勋之人，当仁不让就是曾国藩。他的个人魅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望，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猜疑。李鸿章再怎么被看作是救世主，功绩仅次于曾国藩，却终究只是学生而已。正因为在老师的庇护之下，他才得以发挥才能。曾国藩先是提拔他，随后让出了主力部队，最后连声望也拱手相让。为了让李鸿章自立门户，曾国藩亲手培养出了这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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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授给李鸿章的，是与外国的交涉方法。对手不仅是外国，更棘手的是对国内的顾虑和拥有多少实行能力。李鸿章在天津，近距离地体会到了曾国藩的苦恼，受益匪浅。可以说曾国藩以身传教，将经验悉数传授给了李鸿章。圆滑处事、不凸显内外矛盾，之后李鸿章的思考风格、行动模式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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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与地方、垂帘听政与督抚重权的分工，对应着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一组合而逐渐稳定下来。李鸿章自身也不得不转变为担当相当一部分外交责任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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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同治中兴这一稍带喜庆的时代认识也已经褪色。内乱虽然有所收敛，治安维持却依旧迫在眉睫，对外关系上的困难也不断加大。此时的李鸿章正值48岁，在知天命之前，作为督抚的头号人物，李鸿章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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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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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四章 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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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71年 （摘自约翰·汤姆生《中国与中国人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