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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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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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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的交涉结果虽说开始见效,紧迫的危机感尚未消除,1870年9月28日,新的外国使节来到了天津。这就是以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代表的明治政府的使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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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目的在于和清朝签署条约,建立正式的邦交,派遣使节团也是为了试探清朝的意向。天津负责接待使节团的是管辖口岸的崇厚的后任、从总理衙门派来的成林。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和柳原接触会面,汇报也是两人联名进行的。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之后继续负责交涉,以他的思维和行动为主来分析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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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一贯主张是,接受日本的要求,与它签署条约。这在当时的官界,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观点。对于天津教案的结果,清议派一再指出对外国过于软弱,甚至有人谴责日本此时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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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概也迫于形势,刚开始持消极态度。和日本已经有了贸易往来,只要维系原先的关系就可以了,何必再签什么条约。但是,李鸿章和柳原等人谈判后,确认了日本的意向,强调必须要和日本签署条约,最后说服了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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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尚且不惜费用,购入西方的机械、军舰,仿造精密锐利的枪炮。万不可因其国小缺人而小觑。……日本距离江苏、浙江不过短短三日,且精通中华文字,与其他东洋各国相比,军备强盛,应与其联合作为中国的外援,而不可被西方人用作为外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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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10月3日李鸿章的意见,略微字斟句酌、具体地做了说明。“外府”的意思正如字面所示是“外面的府第”,这里的含义是指资金来源和落脚之处。总理衙门高度称赞他“深谋远虑”,虽有所顾虑,最后决定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并反复申明今后也是同样判断。随后向柳原递交了写给日本外务省的书简,答应只要日本派遣条约谈判的特派大臣,就会做相应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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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使命的日本使节团,11月12日离开天津,踏上了回国之路。说来也巧,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正式掌管对外交涉也是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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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户到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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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并不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仅仅从两国来往密切的16世纪开始算起,就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过,从现在回顾的话,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是极其不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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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日中关系,以“倭寇”这一称呼为特征。日本需要丝绸等中国的特产,而中国则渴望金银等日本的贵金属,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然而,双方实际上进行的贸易,却是以走私和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贸易本身也由于不符合当时明朝政府的限制而受到了严格的打压。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也向朝鲜派出援军,两国的正规部队陷入了战争。对中国而言,日本也只能是倭寇。日本的存在,在政治上不如说是敌对与警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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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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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实物,更接近于效果图(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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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中国也正值明清的朝代更迭,日中关系终于稳定下来。众所周知,日本实行所谓的锁国政策,清政府只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从事贸易。即便如此,在初期阶段,日中仍然互相继续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国地位。两国在持续经济上的紧密关系的同时,排斥容易走向敌对的政治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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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日本贵金属的储藏量日渐枯竭,日本国内也能够生产中国的特产,双方的贸易急剧下滑。本就没有政治通交的日中关系,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上的关系大大减弱,日中关系也逐渐疏远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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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成立后,为了发展海外贸易,1862年5月与1864年3月,分别向上海派出了外贸船只千岁丸和健顺丸。然而这些尝试并未能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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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重新派出柳原使节团交涉条约事项,并不是出于紧迫的经济问题,或是与清朝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悬案。明治政府的首要课题是,以修改条约为目标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他们看到和清朝之间建立起西方式的国际关系对己更加有利。如果能与清朝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以与西方改善关系为前提的日本方面的认识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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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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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明朝的中国来说,是提供货币原料白银的重要国家,进入清朝后虽然白银产量有所减少,然而铸造铜钱的铜仍然依靠日本的出口。即使如此,清朝仍仅仅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通商,这是出自对倭寇之害的顾虑。拒绝日本前来贸易,政府之间不相互往来这一方针,说穿了都是来自对过去的倭寇产生的不信任和戒备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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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日本会给自身带来危害的倭寇印象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中国首先会将其视作军事上的威胁。但是,这里也可以特别地指出,正因为在对日关系上没有刻意地去深化,中日两国两百年间才能够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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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姿态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入侵东亚,而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即便清朝的姿态没有变化,日本却改变了锁国政策走向开国。随着欧美的贸易公司在日本开展贸易,被雇佣的华人东渡日本,在日华侨逐渐增加。清朝曾经抗拒日本人前来中国,现实上也不可能了。刚才也提到了千岁丸和健顺丸来到上海。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是,同行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人去中国各地后写下的实地考察,对之后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作为接待方的清朝,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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