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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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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户到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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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并不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仅仅从两国来往密切的16世纪开始算起，就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过，从现在回顾的话，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是极其不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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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日中关系，以“倭寇”这一称呼为特征。日本需要丝绸等中国的特产，而中国则渴望金银等日本的贵金属，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然而，双方实际上进行的贸易，却是以走私和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贸易本身也由于不符合当时明朝政府的限制而受到了严格的打压。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也向朝鲜派出援军，两国的正规部队陷入了战争。对中国而言，日本也只能是倭寇。日本的存在，在政治上不如说是敌对与警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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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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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实物，更接近于效果图（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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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中国也正值明清的朝代更迭，日中关系终于稳定下来。众所周知，日本实行所谓的锁国政策，清政府只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从事贸易。即便如此，在初期阶段，日中仍然互相继续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国地位。两国在持续经济上的紧密关系的同时，排斥容易走向敌对的政治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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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日本贵金属的储藏量日渐枯竭，日本国内也能够生产中国的特产，双方的贸易急剧下滑。本就没有政治通交的日中关系，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上的关系大大减弱，日中关系也逐渐疏远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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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成立后，为了发展海外贸易，1862年5月与1864年3月，分别向上海派出了外贸船只千岁丸和健顺丸。然而这些尝试并未能持续下去，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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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重新派出柳原使节团交涉条约事项，并不是出于紧迫的经济问题，或是与清朝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悬案。明治政府的首要课题是，以修改条约为目标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他们看到和清朝之间建立起西方式的国际关系对己更加有利。如果能与清朝合作，那就再好不过了。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以与西方改善关系为前提的日本方面的认识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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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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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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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明朝的中国来说，是提供货币原料白银的重要国家，进入清朝后虽然白银产量有所减少，然而铸造铜钱的铜仍然依靠日本的出口。即使如此，清朝仍仅仅允许中国商人前往长崎通商，这是出自对倭寇之害的顾虑。拒绝日本前来贸易，政府之间不相互往来这一方针，说穿了都是来自对过去的倭寇产生的不信任和戒备感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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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日本会给自身带来危害的倭寇印象已经形成并深入人心，中国首先会将其视作军事上的威胁。但是，这里也可以特别地指出，正因为在对日关系上没有刻意地去深化，中日两国两百年间才能够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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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姿态随着19世纪后期西方入侵东亚，而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即便清朝的姿态没有变化，日本却改变了锁国政策走向开国。随着欧美的贸易公司在日本开展贸易，被雇佣的华人东渡日本，在日华侨逐渐增加。清朝曾经抗拒日本人前来中国，现实上也不可能了。刚才也提到了千岁丸和健顺丸来到上海。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是，同行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人去中国各地后写下的实地考察，对之后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作为接待方的清朝，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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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千岁丸、健顺丸来港，上海当局也是始料不及，被这一史无前例的事态弄得狼狈不堪。眼下只能暂时参照已经签署条约的列强，以及已有贸易往来的欧洲各国的先例条件加以处理。长远来看，应如何对待日本，当前尚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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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反应当中最值得我们瞩目的是，很久以来未能引起注意的日本这一存在，清朝当局对它有了重新认识，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更多地了解它。这些都成为日后左右时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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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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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日本观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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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丸和健顺丸到达时，治理上海的地方最高长官，便是江苏巡抚李鸿章。健顺丸到达时，他还兼任了管辖南方开放口岸的通商大臣。也许他因此而受到了触动，从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开始收集有关日本的信息。健顺丸离开上海后的1864年6月，他向总理衙门发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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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英国、法国等国将日本视作外府，诛求至极，日本君臣发愤而起。遂选拔宗室与大臣之聪慧子弟，派往西洋兵工厂学习各种技术。又购进制造兵器之机器，于本国开始仿造。如今已能开动汽船，使用榴弹枪。……总之，如今的日本，即为明代的倭寇。离西洋远，距我们却近也。我们如得以自立，日本也助我等对付西洋，倘若我等不能自强，恐其将与西洋一道共同将我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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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到，李鸿章不仅熟知幕府末期日本的开国经过，还对它之后努力引进西方兵器之事了如指掌。另外，他还提及生麦事件和萨英战争，可以说在清朝已是当仁不让的头号日本通。但是，他的观点当中也有守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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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时担任淮军的统帅，正在推进兵器的近代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日本的西洋化格外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局势。然而，他把日本看作“明代的倭寇”，表现出对它有可能成为自己威胁的担心，在这一点上和以往的看法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在新的与西方关系中的旧倭寇。这是李鸿章，甚至是清末中国对日本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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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理衙门在1867年的奏章中，对日朝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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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前代明朝时实为倭寇，对江苏、浙江沿海地区肆意蹂躏，还延伸至朝鲜，凡事均居夜郎自大之心，对中国也久未朝贡。……最近，日本战败，与英国、法国等和解。不久后发愤学习军舰制造，开始与各国交流，必是有非分之念。……倘若英法出兵朝鲜，其目的不外乎基督教传教与通商而已，不过是相互牵制，并无占领朝鲜夺其土地之念。而日本却不受牵制，难免窥其土地。一旦日本占领朝鲜，与中国邻接，将导致紧迫忧虑之事态。日本无须传教或通商。……朝鲜若受到日军攻击，实乃法国无法比拟之严重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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