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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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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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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对立的核心和焦点是什么，回答会是简洁明了的，那就是对河内周边北越的军事保护权。对于法国试图北上的举动，清朝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希望保住与自己相邻的地区。清法为了争夺保护权最后发展为战争，最后的归属是法国。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能达成完全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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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双方对保护权都有需求，却并没有足够的形式去拥有。直到相互采取军事行动，意识到要各自确保军事上的保护权，才开始追究其根据。法国方面的根据是《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中的“保护”规定，清朝的论据则是对越南的属国关系。法国以条约为依据要求将其“保护国”化，而清朝强调要在属国基础上加以保护，双方的对立则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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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试图达成妥协的，是李鸿章宝海备忘录。它实质上是把北越的军事势力范围和保护权分成了南北两部分。然而，法国将其视作违背了对越南的“保护国”化，而将其驳回，并用武力迫使清朝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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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觉察到形势上的不利，便转换了方针。既然武力不敌，就只能打消从事实上进行军事保护的念头。即使如此，他还是和福禄诺签署了清朝方面能够达成妥协的协议。条约中规定，清朝尊重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条约，同时，法国不签署“有碍”越南和清朝“威望体面”的条约。后者在1885年6月，签署战后的停战条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时，也在清朝的固执己见下得以基本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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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山西进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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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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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法国和越南的条约，也就意味着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对此，不“妨碍”清朝的“威望体面”，在清朝看来，意味着越南仍然是自己的属国。在承认对方的保护权的同时，还要视越南为属国，按照法国或者是西方的思维，这一理论几乎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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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清朝自己却没有放弃属国的概念。一旦放弃了，就等于亲口承认了属国的灭亡。和日本之间有关朝鲜的纷争，也难免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就连琉球处分，清朝也没有正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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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原本是驻扎天津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华南以及南方的越南并不在他的管辖之内。由于种种原因，他对越南一向很冷淡。然而与宝海谈判并签署了备忘录以来，加上精通法语的马建忠从旁辅佐，他主导了对越南和对法国的政策，这是为了要和更重要的朝鲜局势取得平衡。他之所以对中法战争的军事行动不甚积极，正是在为朝鲜半岛做准备，而且同一时期，他不得不在和伊藤博文签署的《中日天津条约》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也是中法战争的走向并不透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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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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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葛罗签署，左上方记载了条文（摘自《点石斋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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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来说，中法战争的结果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从主观上来看，属国关系仍然得以维系，法国的威胁被解除，就像《中俄伊犁条约》之后的西北边境那样，南部的边境也得以安定。如果将此与伊藤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结合起来看，李鸿章成功地除去了当时来自外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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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在外交中发挥出了铁腕作风，由此德国能够处于太平局面。看来李鸿章被称作“东方的俾斯麦”，倒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一称呼的由来不过是将东西方的重要政治家进行比较和联想罢了，不过就外政上发挥的作用而言，两者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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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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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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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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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与李鸿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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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内容来看，从1870年开始高涨的清朝外政危机，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叶终于平息了下来。当然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可以说，他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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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的行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清朝的对外交涉中，几乎没有李鸿章不参与的。而且最后签署条约，也基本上都是李鸿章的任务。清法和清日之间的条约都以天津冠名，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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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外国，他们认为对方是李鸿章就可以谈判，也可以签条约。反而言之，此举意味着和其他官僚或官府，比如说首都的总理衙门就不一定能谈得通，或者说无法进入正式的谈判。概括来说，就是在谈判对方的信任感上有差异。李鸿章比起任何人，都对外国人富有说服力和决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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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和国内情况不无关系。首先李鸿章富有决断能力，因为李鸿章拥有清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最后承担责任。因此，政府和那些想要息事宁人的官员也故意将对外交涉委任给李鸿章。其中，外国人在背后议论的“延期衙门”，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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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四周，聚集了一批开明派和精通西方事务的人才。首先是军人、技师等军务相关人员，再者又因为他以贸易中心上海为基础，商人等从事贸易活动的也不少。其中，不光是类似马建忠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也有纯粹的西方人，李鸿章招揽他们成为幕僚，让他们尽情发挥力量。拥有这么多四面八方人员的官员，当时的清朝政府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外国觉得能够谈得通，也是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