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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与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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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的说明并不能让人信服。经历了现场与外国人斡旋的他,会说出“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只能让人觉得他在掩盖实情。无论是日本或是法国,如果真的“接受”了清朝所说的属国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甲申政变或是中法战争这样的事件了。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如此欺瞒,是由于对内的奏章所需,反过来,对外国主张属国的自主和保护,如果看作是与对内欺瞒相呼应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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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思考的话,可以想到几点要因。首先是向那些对属国的存在或是以前的国际秩序深信不疑的人的一种展示。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清议正是最典型的。包含了浓厚的清议论的攘夷思想,是以中华、华夷观念为前提才存在的,而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便是朝贡和属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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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要不断展示,是因为攘夷、排外、清议的势力在政界和社会都很强大,虽然这一点在史料上很难寻见,却不容忽略。正像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看到的那样,夹在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威胁之间,能对应二者的手段只有维持属国这一方针。李鸿章手下有那么多通晓西方情况和西方人的幕僚,他不会不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而他采取的对外政策和交涉手段,应该视作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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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无法完全扫除国内反对和外界威胁的李鸿章,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淮军强军和海军建设进展得并不如意。1882年,他在壬午兵变时曾透露过可能会输给日本,可见他对军备并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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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听听当时李鸿章的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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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保持与外国和平之同时,需变革内部制度。若因循守旧而不变革,将日趋衰弱,与此国言和,却与他国敌对,危机难逃。……如今各国皆屡屡变革,日渐强大,唯中国顽固不已,竟似要墨守旧法直至灭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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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只有对外进行和平交涉,对内进行制度改革,才能够与西方各国为伍。李鸿章之所以擅长与外国斡旋,也是由于他的本职所在和缺少军事自信,颇具讽刺意味。而且,一旦加强军事力量的制度改革没有进展,势必会影响到对外的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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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受到打着儒教意识形态的正论的清议观点牵制,一面又要和张牙舞爪的列强们周旋。正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一立场,在不得不对外国进行妥协的时候,为了让国内能够接受,他也只好彻底地打出属国这张概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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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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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备的强化和制度的改革为何迟迟未见进展呢?李鸿章很清楚个中原因,早在任职江苏的1864年,他就曾经分析过清朝的武器输给西方的原因,并指出了中国社会存在学理与技术、儒者与匠人、士大夫与百姓之间的严格界限和游离等特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问与实际运用游离,以及技术专业之所以不能扎根,都是由于不断生产制造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科举的弊端,属于允许并支持其存在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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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李鸿章的目标指向自强、洋务和海防,物质上的军事整顿自不用说,还需要在制度上培养人才,并进行社会改革。面对这些课题,他并未袖手旁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一整套方案。1874年,在整顿海防、建设海军之际,他上奏了如下一段文章,特别是在人才培养问题上,他提倡要进行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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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虽不能瞬间变更与废除,其内容有失真实,不符合人才培育之道。故应对考试制度稍加变革,为培养人才,应特别设立洋务合格之课程。……实施海防之各省均设立洋学局,专门教授物理、化学、数学、地理、军事、汽船、机械、电气等科目。以上乃民生日用、制造武器之根本,外国根据其成绩来采用人才,其意志、能力也日趋进步。华人之才能并不落后于西方人。然未能施教,故意志成果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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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在后世、经历过中国革命的人看来,也许这只是理所应当、不温不火的建议罢了。然而,这在当时却被视作过激的改革论。创设洋务课程和洋学局,是“用夷(西方)变夏(中华)”,简直就是中华士大夫和臣子中的败类,因此李鸿章受到了激烈无比的反对。毫无疑问,反对方占了绝对上风,这些提议也只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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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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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魏礼森著、松岛刚译《日清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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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争论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上的分水岭。武器装备自不用说,李鸿章提倡的以培养人才为支柱的制度和社会课题,现实中能够改革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洋务运动能否成功。至于结果就没有必要详细描述了。即使制定了加强军备的方针,制度部分却无法实施,就连军事上的物资等事项都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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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也是愤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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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思量,西洋之学胜于中华之学。为何无法开辟此道?夷人已进入内地驻扎北京,尚且在叫嚣夷夏之防,果真有“用夷”之下策之外的攘夷秘策乎?务必说来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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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吾喜爱洋务并听之论之,陷入危机或是遭受诽谤,今日正要畅言。如今皆恐避谈论,非狼狈则无谋,往往误国也。尔等不言便罢,吾若不言,如何扶天下?中国日渐懦弱,外国日渐骄横。此非一人一事之责也。今后,若自强则可自立,不能自强,则未来不可得知。……若要自强,需先变革制度启用人才。现今之人才与制度,如何自强?不怪罪无法强大之因,一味否认因循守旧。如出自书生、俗吏之口尚可,尔若出此言,被指作迂腐不通事理,亦无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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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选自李鸿章当时写给江西巡抚刘秉璋书翰中的一节。刘秉璋出生于靠近合肥的安徽省庐江县,原本是淮军的部将,李鸿章的手下。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极为自负,痛骂愚钝之辈,然而正因为是原先的手下,才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宣泄心中的愤懑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并未被官界和广大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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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中日甲午战争这20年间,李鸿章的地位坚如磐石。即使受到众多政敌的攻击,他的权势也未受到过影响。话虽如此,这和他的夙愿是否能够实现,却是两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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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的实现李鸿章的目标,就必须改革支撑清议和科举的社会结构,诞生出明清时代以来存续的中间集团和自己势力基础的淮军的母体都需要被解体。也许他并不具备否定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吧,应该说他陷入了极大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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