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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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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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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他在1872年给去世之前的曾国藩寄去的信函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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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军舰制造固然乃自强之策,然而中国的政体乃官与民、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即使实施最后也恐怕难以成功。……无论资金或是人才,皆远不及西方,尚且不如日本,乃实情也。日本在君主主导下官民齐心协力,资金人才源源不息。而中国即便一两名地方大官呼吁,然朝令夕改前途堪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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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就越是对日本感兴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这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完成的官民一体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把日本视作威胁,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大患”,也是他羡慕的对象。而这些观念在其他官僚身上,是极其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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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的海防争论实际上意味着制度改革遭受了挫折,李鸿章似乎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悲观地预见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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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言愈发茫然无信,吾等只有尽其所能。否则,即使尽人事待天命,最终也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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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他在光绪元年(1875)寄给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郭嵩焘的信中写的。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与左宗棠、曾国藩是姻亲,还参与了湘军的创建。李鸿章向来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同年的见识赞赏有加,在给他的信中李鸿章坦率地抒发感想。引用的这段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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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身居要职,总不能光发牢骚吧。随后,除了开采矿山、铺设电线、开办学校外,李鸿章还开始创办军需、民用等所谓洋务企业。海军建设也有了进展,不仅在国内开始建造舰船,也成功地从欧洲采购了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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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缺乏关键性的人才,企业的经营运作陷入了效率极其低下的状况。即使如此,恐怕对李鸿章而言也要“尽其所能”,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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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海军的财源被挪用于颐和园的建设,军备无法更新。西太后的个人欲望与政治上的困惑等,这一点上能列举出很多原因吧!但是,北洋海军未能实现精炼化和强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不单纯是武器和金钱的原因,这一点李鸿章本人是最清楚、最通晓的。因此,他对挪用一事并未公开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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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围绕朝鲜半岛,李鸿章与日本不得不陷入了对峙的局面。在好不容易逃过了战争的《中日天津条约》签署的第二天,他向总理衙门发了一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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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大使历访欧美,竭尽全力以效仿,实乃治国之才也。一心专注于通商、善邻、富国、强兵诸政事,不轻言战争、吞并小国。再过十年,日本之富强指日可待。迟早或会成为中国之外患,目前并非紧迫之威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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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的伊藤博文也被称作是“东洋的俾斯麦”。自此以后,两名“俾斯麦”之间形成了某种信任关系。上面这段话是李鸿章持有的信任感的表明,也就是他对日本做出的评价。应该说他果然具备看到了十年之后“日本之富强”的慧眼,反而言之,清朝自身的举动也必须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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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威胁要让世人知晓,但是,清朝目前的军事力量尚无法与日本抗衡。因此,不能对危险做过低评价,也不能大肆煽动。“并非紧迫”这种说法便是苦心的体现,有必要向国内外显示不会输给未来“威胁”的军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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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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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手培养出的淮军,当时大约拥有17万兵力。他聘请了德国军人汉纳根担任军事教官,实行德国式的训练,并以克虏伯枪等德国生产的武器为主来武装淮军。北洋海军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成立,开始培养海军士官,1888年编制了北洋水师,由提督丁汝昌担任舰队司令。两年后,旅顺的军港建成,成为舰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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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远舰曾是北洋水师的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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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舰队的军舰,大多从英国和德国购入,具备了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水平。例如,旗舰定远、镇远号,是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的铁甲舰。1885年开始服役,被誉为东洋最坚固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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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两艘军舰率领巡洋舰,依次访问了朝鲜的釜山、元山,俄国的海参崴和日本的长崎,兼有示威的意味。9月在长崎时,船员们上岸后胡作非为,日本警察与北洋海军的水兵发生了冲突,演变为街头战等武力事件。日本的舆论一度高涨,要求对清开战,而日本政府慑服于北洋海军的强大阵容而有所顾忌,回避了战争。五年后的1891年,编制后的北洋水师再次在长崎靠岸,举行了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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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鸿章等人的用意。无论战舰多么强大坚固,缺少士官、技师等人才和组织,就无法运营和强化海军,以李鸿章为首的当局知识分子不会不懂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面对外界的威胁时,最少应该振兴海军的威容。正因为对日本的西方化感到畏惧和羡慕,痛感自身的差距,北洋海军才会屡次前往长崎,在日本人面前炫耀,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北洋海军并不战斗,只是示威性的抑制罢了。对实战没有把握这一点,李鸿章本人也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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