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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的名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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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成为中心的是“立宪”这一概念和口号。或者应该说是朝野上下所拥有的民族主义这一抽象意识，促使了大多数人朝着立宪这一具体目标而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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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话题就要回到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之前。这一年10月，清政府派出了五名大臣，前往欧美和日本等国考察政治。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是其中一员。当然，其目的是为了引进立宪制，翌年9月，五名大臣回国复命，提出了宪政改革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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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已经提到，清廷不久后就效仿近代国家的机构，对中央政府的官制进行了改革。紧接着在1907年9月和10月，先后下令在中央成立资政院，在地方各省成立咨议局，这些都是为了开设国会而设立的准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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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共有23条，第一条规定：“君上大权”需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看就知道，它完全是模仿了明治宪法。同时又宣布“预备立宪”，将在九年之内制定宪法并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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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方绅士对此的反应，起初可以说还是不错的。转向民族主义的他们，大多数都支持立宪，例如张謇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等等，社会上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的公布都是这些运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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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这些举措既有向立宪政体、近代国家体制转换的目的，也有强化皇家、中央政府权力，维持统治的意图。袁世凯下台之时，两者之间尚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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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出现变化，是在各省开设了咨议局之后。当时是1909年10月中旬，袁世凯被驱逐后还不到一年。大批的地方绅士当上了议员，咨议局被看作是他们的代言机构。他们四处宣传立宪制的意义，发起了要求立即开设国会和引进责任内阁制度的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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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图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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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张謇向全国发出了这封电报，距离咨议局开设才一个月。于是，各地的请愿运动互相联合起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翌年在北京召开的资政院，也基本呈现了相同的意向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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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制度是为了将舆论、民意反映于国政当中，请愿运动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其行动和要求是否合乎时宜，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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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于咨议局的绅士们都是来自地方社会中的实力人物或是资本家，代表着各自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吁当中就算有当地的意见和要求，却不是全国性的舆论。倒不如说前者覆盖了后者，说得更露骨一些，很多时候前者取代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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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从现象上而言，在如今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体制之下，这一光景也并不稀奇。国民国家确立，中央和地方分权明确，官民相距不远的话，也不至于发展成严重的问题。可是，当时的清朝情况却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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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权力曾经通过科举，选拔出地方社会中的精英，赋予其名利从而来获得支持。也就是说科举把权力和社会结合在了一起。前面也提到过，当时地方的绅士阶层对北京的清廷根本不信任，就连科举制度也被取消了。只有两者共同喊出的立宪口号，成为维系两者的唯一纽带。两者潜在的对立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终于在1911年，这一切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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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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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研究上与“立宪”相对立的概念，很长时间都是“革命”。中国的现代政权诞生于革命之下，因此，前者的概念是消极的，后者当然是积极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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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是戊戌变法的主谋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势力，他们主张建立保留皇帝的立宪政体。与此相对，革命派认为不推翻帝制就无法实现变革。他们都希望实现中国的变革和近代化，这一点是相同的。正因为这一点相同，在是否承认清朝或帝制的存在、由谁来主导变革的问题上，他们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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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的坂本金弥邸，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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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要求推翻清朝的团体运动愈发地活跃起来了。以孙文为领袖、由广东人和华侨结成的兴中会最早成立，随后还有黄兴、宋教仁等湖南人结成的华兴会，以及章炳麟等浙江人组织的光复会。起源于原籍、故乡的革命团体，先后经历了中国国内的起义和流亡日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交流，最终合并为一体。这也体现了新时代对清政府不满的情绪逐渐高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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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05年底，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以湖南、湖北、广东人为中心，达到了450人，规模尚小，原先的乡党意识也根深蒂固，相互之间并不融洽。不久又出现了内部纷争，无法再进行团结一致的活动。然而，此事带来的影响绝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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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的纲领中写着，推翻满人的统治，夺回汉族的政权并建立共和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汉族的共和制来取代清朝的帝制。为了宣传革命计划，接着又发行了机关报《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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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民报》取得了异常的反响。这是已经在言论界占据了绝对性主导地位的、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与其展开了激烈论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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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政见已经非常过激。呼吁体制变革的同时，他还无情地抨击清朝政府，内容确实是革命的言论。即便如此，无论他的笔锋如何锋锐，在主张清朝存续、转化为君主立宪制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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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同盟会的《民报》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清朝、君主制的存续，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汪精卫、胡汉民、章炳麟等人和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内容涉及满汉关系、国家构想、中国的前途以及内外的形势，论战一直持续到1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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