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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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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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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本来，无论是任何一个政府，或是采取任何一种政策，首先需要的是施政能力，以及足以支持其施政的财力。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具备任何一条。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前面说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继承清朝的北京政府，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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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了如下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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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做何事，财政都是关键。半年以来，工业、商业荒废，税收锐减，外债眼下也无力偿还。此后要实行政治改革，必须引入外资。首先策定财政整理之大纲，提高财政之信用。关税用于外债、赔款之担保，必须立即实施税率之上调。……盐税改革、土地税之整理、国币改良以及币制统一等均为财政之最重要所在，须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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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担心的是财政上的窘迫，当务之急是从外国获得新的贷款，由此来渡过眼下的难关，以便将来东山再起。这从当时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说，无论是谁来主持大局，都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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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掌握了参议院的南方革命派，却对此做出了激烈的谴责。双方陷入僵持，贷款计划也不得不改变。袁世凯对此火冒三丈，与国会的关系彻底恶化。上述演讲后不久，他就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称：“共和尽是不毛之言论，几乎无任何实效。”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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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陷入进退两难局面的是就任国务总理的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他被夹在国会的攻击和大总统的意向之间，就任仅三个月就放弃了职位。归根到底，这是尊重法律的他在向动不动就采取强硬手段的袁世凯及其周边发出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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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早在19世纪80年代常驻朝鲜时，就受到了袁世凯的器重。也就是说，军人政治家与具有外国经验擅长社交的知识分子官僚的结合，弥补了双方欠缺的资质和才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人堪称是绝配，也是能够长期维系关系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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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的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选为谈判代表，也是因为他的谈判能力被看重，再加上他出身广东，和革命派的很多人都是老乡，选他再合适不过了。袁世凯能够说服清帝退位当上临时大总统，也离不开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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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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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也是和议的延续。他打算利用唐绍仪与国会周旋，从而让占据优势的革命派顺从自己。袁世凯之所以赞成责任内阁，是因为他认为对现实的政治有利，而不是他对制度本身的内容有多大关心，或是有多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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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国并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唐绍仪，与袁世凯仍然存在分歧。如果只是作为谈判代表去和敌方交涉，虽然难免使用谋术，却不能和首相的政务同等对待。而且，袁世凯做出此种姿态来加以宣传，也是考虑到今后对自己的政治家生涯有利吧！之前相互弥补的差异和个性，如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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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原则和程序，只是一味地追求目的，是实用主义、重视实务的军人常见的行动模式。战前日本的军部也是如此。袁世凯似乎也不例外。当时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也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寻求方便的姿态。之后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最终左右了民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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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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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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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道路可以说是遍布荆棘。原先是南北对立，如今是国会与政府的对立，已经是互不相容了。袁世凯又指派了一名能代表自己意愿的心腹赵秉均担任国务总理，来缓解与国会的深刻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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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规定实施后十个月之内必须正式召开国会。国会由以前的参议院改组为两院制，通过选举来选出正式的议员。当时的中国，只有4000万男性拥有选举权，却还是勉强要实行议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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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革命派以宋教仁为核心纠集了己方的势力，8月结成了名为国民党的议会政党。他们为了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获胜，在正式的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开始积极地展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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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袁世凯的一方也陆陆续续地组成政党，来与其对抗。然而，在翌年2月的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他们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占据了将近一半的议席，超过了袁世凯派的政党的所有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趁此机会，打算由国会选出国务总理，使袁世凯的权力回归到革命派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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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败的袁世凯当然感受到了危机。大约一个月后的1913年3月，宋教仁遭到了暗杀。这场事件曾经断定为袁世凯施展魔手而加以谴责，如今在重新研究之中。笔者无法去评论其是非曲直。然而，宋教仁之死中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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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议员们，遭到了政府方面的挑拨离间，到了4月正式召开国会时，他们已经是四分五裂。袁世凯乘此空隙，终于实现了贷款的愿望。4月26日，袁世凯政府与日、英、德、法、俄五国签署了条约，获得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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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大借款的英文是Reorganization Loan，也就是用于中国重建、改革所必需的资金，日译“改革贷款”。因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就引进外债，袁世凯受到了强烈的谴责，然而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袁世凯紧接着又使出了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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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他的不仅仅是国会，还有他向朱尔典所说的“胡闹孩童”（unruly children）的各省都督。按照前代清朝的说法，都督相当于督抚，然而由于它是辛亥革命后脱离清政府统治后形成的职位，其独立性要远远超过前代。这一情况在清朝灭亡后也没有改变。他们经常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如此中国根本称不上是统一国家。袁世凯想要在这里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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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矛头对准了革命派的都督，包括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安徽的柏文蔚等人，袁世凯在1913年6月单方面罢免了他们的官职。对此深感愤慨的李烈钧于7月举兵宣布讨伐袁世凯，临时政府迁移后管辖南京的黄兴与南方七省也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抛出的诱饵，他们终于还是上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