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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六 朝廷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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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武帝对太子据行用巫蛊之事从未加以否定，并且直到汉宣帝时为乃祖酌定以“戾”字为谥号（故后世通称太子据为“戾太子”），并追尊祖母史良娣曰“戾后”[98]，仍是延续这一基本政治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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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前此我在《制造汉武帝》中已经做过清楚表述，即依照所谓周公谥法，乃“不悔前过曰戾”[99]，戾太子先行巫蛊，继以兵戎犯上，正符合这一特征。或以为所谓太子据行用巫蛊系出自江充栽赃陷害，所谓“不悔前过曰戾”，应是以太子据杀掉江充为其前过，继之复起兵反叛，便是“不悔前过”。然而，太子据行巫蛊事若确是出自江充刻意栽赃，而且汉武帝也这样认为，并且成为大汉朝廷定案的话，那么，诛杀江充，实属天经地义，又何过之有？这样的解释，实际难以自圆其说。明此，亦可以从侧面证明，戾太子确实有过施行巫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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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晋人傅瓒（即所谓“臣瓒”）起，就不断有人按照自己对相关史事的错误理解，自以为是地做出凑合己意的解释。例如，傅瓒便胡乱讲什么：“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觉悟，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唐人颜师古随后信而从之，将此说写入《汉书》的注文，以订正孙吴时人韦昭“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这一差相近似的旧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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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人周寿昌，为颜师古《汉书》注做校补，则更大胆揣度汉宣帝所定谥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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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也。”《字林》同。汉宣断不忍以暴戾、乖戾、罪戾等恶谥加其祖，训“戾”为“曲”，与当时情事相合，言身受曲戾不能自伸也。壶关三老茂上书称“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云云数语，正“曲戾不得伸”之注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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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更是自我作古，强以清人之曲意而加诸西京之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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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如同为故太子据拟定谥号时有司所说：“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102]亦即值此盖棺论定之际，要恪遵谥法讲述的原则：“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103]务须忠实反映其走过的足迹，容不得私心私情私意介入其间。因为这是维系整个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体制，正如清人计大受在评议宣帝所予“戾”字之谥的合理性时所说：“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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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的话，已故帝王谥号，都是后世子孙来拟定，岂不俱属佳谥美号？谥号，也就如同尊号一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太子据同时拟定的其子史皇孙之谥曰“悼”[105]，其夫人王氏谥曰“悼后”[106]，便应是依循谥法之“年中早夭曰悼”以定[107]。故为太子据选定谥号，自宜遵循同样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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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西汉时期拟定的谥号而论，王商谥之曰“戾”，就是成帝以为他“不以自悔而反怨怼”[108]，正符合古人谥法的准则。卫皇后在汉武帝派人褫夺其皇后名号时，无奈自杀身亡，如前文所述，当时只是“盛以小棺”，草草“瘗之城南桐柏”。逮汉武帝“感悟”令狐茂的上书之后，也一直没有重新正式下葬。甚至直到汉宣帝为其“置园邑三百家”改葬之时，也只是“追谥曰思后”而已[109]。谥法中与卫皇后行事相当的定义，应是“追悔前过曰思”[110]，亦即与明末在煤山树杈上自缢故世的崇祯皇帝初定的谥号一样，体现他以自裁的方式，追悔以往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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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及卫思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111]，如清人赵绍祖所说，李夫人这一“孝武皇后”的称号，乃是“从武帝之谥，而陈后、卫后皆以废，故不得称也”[112]。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确立李夫人正统的皇后地位，而卫子夫依旧是一位犯有严重罪过的废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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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后与戾太子，这两个谥号，相互印证，从中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汉武帝以及后来的汉宣帝对太子据施行巫蛊一事重新做过“平反昭雪”之类的评判，容不得后人强自为之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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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据行巫蛊案未曾得到“平反”的另一项证据，是发兵失败之后，其三男一女皆同时遇害，而另有遗孙一人，即后来的汉宣帝，始生数月，系于狱中。直至后元二年（前87）武帝临终之前，这名遗孙一直得到治狱者丙吉的保护。后武帝“感悟”，谓天使之不亡，却依然不能简单下令释放，只能特以大赦天下的形式，使其随之得到赦免[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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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愈知，不管是“戾太子”，还是“思后”，这些谥号都反映了汉武帝以来朝廷对巫蛊事件性质的正式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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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对太子据之行用巫蛊以及进而引发的军事政变行径，始终没有做出“平反”，故后续的追查，在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之后，一直也没有停止。令狐茂的上书及其引得汉武帝“感悟”，发生在太子据外逃至湖、尚未身亡之前，上面已经谈到，汉武帝并没有当即下诏，停止对太子据的追捕，而且在太子据被逼自杀之后，又拔擢其中一有功者升任北地太守[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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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继令狐茂之后，又有高寝郎田千秋（后亦称“车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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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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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已有壶关三老上书，致使汉武帝“感悟”在先，本已“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115]，故闻此言，武帝复“乃大感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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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感悟”归“大感悟”，甚至直到巫蛊之变发生将近一年以后，田千秋接替下狱腰斩的刘屈牦出任丞相时，汉武帝仍在“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117]。时丙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事宜，亦称“连岁不决”[118]，甚至直至后元二年汉武帝病故之际，仍有明确记载，称“巫蛊事连岁不决”[119]。蒲慕州曾费心汇集相关史料，编制了一份《巫蛊事件牵涉人物一览表》，从中可以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看到相关情况[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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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戾太子传》记云“车千秋复讼太子冤”[121]，其太子“冤”之所在，即如其辩护之语所述。盖车千秋在这番以“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的形式，小心翼翼提出的为太子据辩解的奏章里，只是谈论其起兵反叛不过犹如“子弄父兵”似的“过误”而已，从而无须深究，可是却闭口不谈太子据施行巫蛊以不利于汉武帝一事，更没有指出所谓太子据行用巫蛊之事实是出自江充栽赃陷害，而汉武帝讲述他对车千秋此番进言的赏识，最关键的一点，也只在于“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122]。所谓“父子之间，人所难言”者，实质上仍然是壶关三老令狐茂所说“父不父则子不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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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显示出在田千秋看来，太子据在行用巫蛊一事上，亦并非无辜。尽管班固在《汉书·戾太子传》的篇末赞语里说“车千秋指明蛊情，章太子之冤”[123]，而田千秋实际上却仍在回避谈论太子据在巫蛊事变中究竟有什么冤情，从而愈加显示出其真实情况确是难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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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田千秋在升任丞相之始，目睹汉武帝因太子据之案牵连诛杀惩罚人员过多，群下为之恐惧不安，为“宽广上意，尉（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而汉武帝却答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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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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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即汉人司法术语“案验”之具体操作。汉武帝愤愤不平地说道，直到现在他还受到巫蛊的困扰，谈不上什么寿不寿的。当初江充入宫搜查巫蛊，各相关部门并没有举报他的图谋。现在你田千秋作为丞相，亲自在兰台挖掘偶人来验证，看到巫蛊之事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话等于是说江充虽然另有图谋，醉翁之意本不在酒，但太子据行用巫蛊，实亦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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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书·戾太子传》等处记载汉武帝在连连接到壶关三老令狐茂和高寝令田千秋的上书之后，因“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进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云云，对比上述各项实质性内容，便不难看出，这些不过是一种自我装点的门面事，用以遮掩其为父不父、为君不君而逼使太子据施行巫蛊并最终引发兵变的尴尬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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