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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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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一 大位旁的老昌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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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幼顺序而言，王夫人所生齐王闳年龄最大，而且之国后“左右维持以礼义”，也有良好的修养，但“不幸中年早夭”[2]，在位仅仅八年，又以尚未有子而被国除[3]。推算下来，齐王刘闳去世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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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海昏侯墓出土玉饰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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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闳既已离世，接下来就轮到了燕王旦。史载刘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并且“斩其使者于阙下”[5]，足见汉武帝怒火之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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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面的一位，是刘旦的同母弟广陵王刘胥。据云汉武帝评价他与刘旦品行相近，同样“多过失”[6]，似乎也不太适合继承皇位。更重要的是，大概还没等汉武帝做出比较周详的思考和安排，就有人想到了昌邑王刘髆，打算把他推到皇帝的御座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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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子据自杀七个月之后的征和三年（前90）三月，刘髆的舅舅李广利，又以贰师将军的身份，率大军出兵五原，征讨匈奴[7]。丞相刘屈牦为他饯行，“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牦许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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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利同刘屈牦这样暗地里合谋，试图拥立昌邑王刘髆为皇帝，首先源于他们两人是儿女亲家，“贰师女为屈牦子妻，故共欲立焉”[9]。刘髆若是做了皇帝，对李广利好，对刘屈牦也好。同时，也正因为两个人有这样一层关系，才会私下里推心置腹地谈这么敏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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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层因素，是显而易见的。有许多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以及“巫蛊之祸”发生的缘由时，都做有一番看似很“深刻”的研究，即谓当时存在所谓“李氏集团”和“卫氏集团”等权势人物构成的重大利益“集团”，正是这些实力集团的作用，影响甚至直接左右着当时的政局。我在第二章中所说一些学者“着力探讨的那些史料中隐而不显的问题”，就包括这种所谓“政治集团”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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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再退后一步，放大一些视野来看待这些研究，或许能够看到，就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自“文革”时期及其以前的严苛禁锢被打破之后，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在抛弃那些基于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采用某种“利益集团”的概念来取而代之。这些研究，往往能够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可是，若是简单移用这一概念于所有时期的所有问题，其弊病或许无异于昔日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汉武帝朝后期政治历史的研究当中，刻意强调所谓“卫氏集团”和“李氏集团”的存在，强调这些“集团”对朝政的影响作用，似乎就存在着类似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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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若是仅仅依据这一层姻亲关系，就用所谓“李氏集团”自身的利益追求来解释刘屈牦拥立刘髆的行为，得出的认识，或许更为肤浅，难以切入刘屈牦辈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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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李广利对刘屈牦讲望早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一旦这位太子登基称帝，则以刘、李两家的关系，固然不必再多顾虑自己的将来，但对于刘屈牦来说，恐怕还顾不上想得这么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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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刘屈牦传》记述，紧接着李广利与刘屈牦商议此事之后，就发生了如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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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牦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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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丞相最后的结局，是被汉武帝下令，用装载食品的“厨车”游街示众一番之后，在长安城的东市施以腰斩之刑，还一并砍掉了他老婆、孩子的脑壳[10]，煞是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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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屈牦乃至李广利等沦入如此惨烈的结局，尽管事出有因：刘屈牦夫妇竟敢在朝廷对太子据巫蛊之举余孽的清查仍在进行当中的时候，重又行用此等法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罪有应得，但这就如同此前太子据之行用巫蛊以及在事情败露后不得不举兵夺权一样，最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在汉武帝自己身上，借用上一章引述的壶关三老令狐茂的说法，即“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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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屈牦之前，汉朝的丞相是公孙贺。《汉书·公孙贺传》记述其拜相原委及经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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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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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做丞相，首尾都只有四年，或因罪自杀，或下狱致死，石庆虽在任时间较长，前后十年，勉强善终[12]，但公孙贺因拜相而悲哀不已，显示出他对自己的运气，没敢抱这么好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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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贺此番接替因病去世的石庆出任丞相，事在太初二年（前103）三月丁卯[13]，到征和二年正月壬申，果然因行用巫蛊而下狱致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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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丞相，在任上被汉武帝处死，而接替公孙贺的，就是刘屈牦。征和二年五月丁巳，刘屈牦出任丞相，到征和三年三月，李广利和他商议皇储的时候，在相位上还没做满一年，就已经“数有谴”了，可见情形同样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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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应对太子据反叛这一事变过程中，刘屈牦犹豫不决，更受到汉武帝严厉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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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牦挺身逃，亡其印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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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汉武帝从甘泉宫返回长安城，在长安城西南角外建章宫亲自督战，刘屈牦也奋力将兵出击，最终打得太子据落荒而逃，保全了汉武帝的地位[15]，但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屈牦起初的态度，明显是在坐观太子据成败，不能不引发汉武帝的愤怒，接下来也不能不对他猜忌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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