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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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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二 武帝临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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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了刘屈牦和李广利的案件之后，满腹猜忌的汉武帝，不管是对刘髆还是对他的异母兄长刘胥，这两位长成的皇子，都不会再轻易信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再行巫蛊，或是干脆直接起兵犯难，置自己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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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汉武帝干脆把设立皇太子事搁置一旁，一心一意地希求长生久视。然而，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三年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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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前87），从巫蛊事变前身体状况就已经日渐衰弱的汉武帝，先是在正月，于黄土高原南缘的甘泉宫中，接受了诸侯的朝见[26]。但他的疾患随后就开始出现增重的迹象。不知是出于对空气、环境等因素的考虑，还是别有数术的因素影响，汉武帝从渭河北岸移往终南山北麓盩厔（今陕西周至）境内的长杨宫和五柞宫，在这两座宫殿之间，移居不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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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病况，汉武帝又求助于方士，于是，有“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亦即分派使者到京师长安城中的各个监狱，将在押犯人，一律处决，以断绝新天子代之而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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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影印宋庆元本《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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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富贵天子，终究也难免一死，这本来是自然的规律，并不能通过滥杀无辜者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永生。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长安城的监狱之中，应是确有所谓“天子气”存在。盖后来成为汉宣帝的太子据之孙刘病已（元康二年五月，始为避免百姓上书触犯名讳，更名为“询”），因人怜悯而幸免于死之后，正关押在各地郡国赴京上计（即上报统计数据）人员特别监狱之中，赖廷尉监邴吉护持，得以再度保全性命[29]。冥冥之中，仿佛确有定数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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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这些鼓动汉武帝滥杀无辜的望气术士，若是活到刘病已登基称帝之时，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糊弄汉武帝的胡话而欢欣鼓舞。因为汉武帝的病情，随后竟突然加剧，以至终归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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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身将不起之后，汉武帝终于不得不正式宣布：“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这位刘弗陵，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汉昭帝。时在后元二年二月乙丑，也就是二月初七，两天后的丁卯日，也就是二月初九，这位戕害天下苍生而乐之不疲一辈子的汉武大帝，命终长安城西南方向的盩厔五柞宫。严格地说，这恐怕也算不上“寿终正寝”[30]，实际上是和前朝另一位与之差可比肩的暴君秦始皇一样，死在了不倦游走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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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册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同一天，汉武帝指令霍光、车千秋（田千秋）、金日 、上官桀、桑弘羊五位大臣，“并受遗诏，辅导少主”[31]，亦即受命辅佐幼子刘弗陵为帝。不过看他死亡的地点就不难推测，导致汉武帝亡命的疾病，一定是突然发作，或者也可能是身上固有的宿疾陡然加剧，以致命丧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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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病发猝然，以致汉武帝竟未能正式写出书面的“遗诏”。当时的情形，应是汉武帝明白自己快不行了，才匆促决定“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 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32]，连同样承负“辅导少主”之任的丞相车千秋，都没有来得及赶到病床之前，亲受遗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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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遗诏”，只能是汉武帝在咽气之前，才向床下俯伏着的霍光等四位大臣口述的后事安排，而且当时讲出来的话，语义恐怕是颇显含混的，已经难以清楚记录成文。正因为如此，燕王旦在闻知汉武帝死去且刘弗陵行将即位的讯息后，才会发出“上弃群臣，无语言”的质疑，进而甚至打出刘弗陵“非武帝子”的旗号，图谋反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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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燕王旦对昭帝即位一事的反应中可以确认，在汉武帝去世之后，朝廷并没有向各地的诸侯王和官员等以文字的形式颁布过汉武帝的“遗诏”。过去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玉门花海遗址曾发现过一枚木觚，上面写有一篇汉朝皇帝临终的诏命[35]，采集这件木觚的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在撰文介绍相关情况时，推定这份“遗诏”是后元二年二月丙寅（初八）汉武帝在临终前一天发布的[36]。不过胡平生经过进一步研究，指出这份诏书应属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留给后来的惠帝刘盈的遗言[37]，我也从汉高祖诏书的特点及其流传状况，对胡氏所说做过补充论证[38]。现在再加上燕王旦“上弃群臣，无语言”这一说法，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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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唐初画家阎立本笔下描摹的汉昭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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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美术馆藏阎立本绘《历代帝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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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弗陵在老爹咽气的第二天，亦即二月初十（戊辰），就正式登基即位。唯昭帝刘弗陵登基时年仅八岁[39]，武帝传位于如此幼龄少子，便不得不预先甄选顾命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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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霍光等五人当中，汉武帝原本早已确定，要以霍光作为“首辅”。《汉书》记载在武帝去世之前数年，即“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40]。这样的画幅，不啻为西汉版的“你办事，我放心”，比文字的表述更为形象，意图也更鲜明，可谓厚望独寄，其地位绝非其他四位顾命大臣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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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霍光独倚重任，本自有其历史因缘。所谓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质上是建立政令同一的集权统治。帝王才略愈为雄强，愈加不愿推诚委信于臣僚，常常是大权独揽于一身，但若是遗命幼子继承帝位，势必需要有得力的大臣从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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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辅佐帝王理政的人物，当然要以不威胁君位为先决条件，合适的人选一般只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外戚。秦二世重用宦者赵高而转瞬亡国灭宗，殷鉴未远，故汉家独赖外戚。昔清人赵翼在所撰《廿二史札记》一书中曾列有“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两个条目，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41]。与此同时，赵氏还注意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并感叹云“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42]！实际上这也是汉武帝在刻意擢用外戚，体现出即使是像武帝刘彻这样强劲有为的英主，也不能不援引外戚，作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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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末年尝誓言“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43]，武帝对此亦遵奉不渝，始终坚持“有功乃得封侯”[44]，故外戚要想受封为侯，跻身尊位，也需要统兵出征，获取相应的战功。清朝重臣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民国初年撰著《通鉴札记》，对此做有远比赵翼透彻的分析[45]。霍光系以同父异母兄去病为武帝卫皇后胞姊之子的缘故，入侍禁闼，因处事“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而获得汉武帝亲近信用。尽管卫氏家族的势力，已经随着太子据和卫皇后的败亡而烟消云散，但霍光缘自外戚而与汉武帝建立起来的异常近密的关系，还是使得车千秋以下四位顾命大臣根本无法与之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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