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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170593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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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三 改元与改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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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牢笼的老虎谨慎地亮出了爪牙。在保持霍山领尚书事职位的同时，宣帝复令群臣吏民得以抛开他直接向皇帝上奏封事，皇帝则“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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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人王圻在《三才图会》里紧接着宣帝即位之事下面记述说，霍光“自后元秉政，至此二十年，始归政于帝，及薨，上与皇太后亲临”[39]，文字表述有些混乱，实际上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以后的第二十个年头，正是霍光去世时的所谓“地节二年（前68）”。汉宣帝在尝试行使本来就属于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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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通行的历史年表，记述汉宣帝的年号，都不够准确，即与历史实际颇有出入。事实上汉宣帝的“地节”年号，应当启用于“本始六年”（前68）正月下旬到同年五月十四日这三个多月期间[40]，而本始六年也就是地节二年。这一年，宣帝刘病已五月亲政，同月十四日京师长安出现目前所知首次实际使用地节年号的钱范[41]，可见启用地节年号，与宣帝亲政具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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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武帝太初年间确立年号纪年制度以后西汉诸帝使用年号的情况，可以看到除了哀帝情况比较特殊，做过更为复杂的变换之外，其余每一位帝王使用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而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如同王国维已经指出的那样，武帝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四号，皆四年而改，而昭帝始元、元凤二号，便六年一改；又如元帝五年一改元，成帝就四年一改元[43]。这表明在当时人看来，年号的使用年限，意味着一种天运之数，天不变，数亦不变；反过来讲，天若有变，则数必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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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汉长安城故址出土“本始五年壬申十一月造”钱范拓本[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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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光操纵昭帝，每隔六年改换一次年号。宣帝继位之后，本始年号依旧延续使用到第六个年头，这意味着霍光意欲借以表明从昭帝到宣帝，运数连贯，并没有变化，同样都是霍家的天下。也正因为如此，宣帝为转换运数，甫一亲政，当即将本始年号更换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定当年为地节二年，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前69），若王国维所云，“更用四年递改之制”。——这就应当是宣帝地节改元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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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节”这一年号的寓意，东汉人应劭在说明西汉诸帝年号的含义时，曾经解释说，是“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应劭所说此前发生的地震，见于《汉书·宣帝纪》记载，是指上一年亦即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此事尚别见于《汉书》之《五行志》与《夏侯胜传》，谓“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当时以宣帝名义颁布诏书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44]审此史事，应劭的说法似乎信而有征，合乎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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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前所述，本始四年（前70）时汉室的朝政还是由霍光一手统揽，即使是有“天地之戒”，其所警示者也应该是霍光，而轮不到宣宗皇帝。盖汉人依从《周礼》，以为三公负有调和阴阳的职责，宣帝时丞相魏相尝有言曰：“幸得备员，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45]故遇有重大灾异，通常是要首先策免三公，以求燮理阴阳[46]，而西汉习惯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三公，霍光的“大司马”职衔正是由太尉改名而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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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霍光操纵发布这道诏书，显然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宣宗亲政以后，即“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48]，绝不会在年号这样富有神圣意义的标志上，为霍光施政失德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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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在记述本始四年这次地震时，和西汉其他几次大地震一样，都没有具体讲述它所表征的意义，但对《春秋》记述的地震，却引述刘向等人说法，一一讲述了与之对应的人事。为能更加清楚地说明问题，特全文迻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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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刘向以为先是时，齐桓、晋文、鲁釐二伯贤君新没，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杀父，诸侯皆不肖，权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强盛者将动为害。”后宋、鲁、晋、莒、郑、陈、齐皆杀君。诸震，略皆从董仲舒说也。《京房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揺，于屋则瓦落。大经在辟而易臣，兹谓阴动，厥震摇政宫。大经揺政，兹谓不阴，厥震揺山，山出涌水。嗣子无德专禄，兹谓不顺，厥震动丘陵，涌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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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刘向以为先是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是岁三月，诸侯为溴梁之会，而大夫独相与盟，五月地震矣。其后崔氏专齐，栾盈乱晋，良霄倾郑，阍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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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之变。其后宋三臣、曹会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吴败中国杀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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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单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后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吴杀其君僚，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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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刘向以为是时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君。[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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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震所对应的人事，都是所谓“邪臣”专擅朝政，意象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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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改元两年之后的地节四年，张敞奏上封事，指出当霍光权位隆盛之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50]。后来在元帝时连年出现地震等灾害，有儒者翼奉上奏封事，指陈所谓“天地之戒”意向所在，首谓“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51]实际上，他们两人这些话，都已经明确指出，出现此等地震，就是上天在警示霍光以及吕后、上官桀之类的外戚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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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匡衡同时向元帝上疏，同样指出引发地震的根本原因，乃包括“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52]。至哀帝时李寻奏对灾异，亦谓“地道柔静，阴之常义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应妃后不顺，中位应大臣作乱，下位应庶民离畔”[53]。后来东汉人何休撰著《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在训释上述文公九年九月之首例地震时，亦云“地动者，象阴为阳行。是时鲁文公制于公子遂，齐、晋失道，四方叛，得星孛之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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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按照当时人普遍遵信的观念，地震昭戒的对象，首先是恣意干政的后宫外戚或骄横擅权的执事大臣，而霍家适兼而有之，特别具有直接关系的是，在本始四年四月这次地震发生的前一个月，在害死许后之后，经霍光操纵，刚刚“立皇后霍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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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上述记事，自宜理解宣帝选择“地节”一名作为年号，显然是要因应上天所示征兆，警告所谓“臣下强盛”者要有所收敛节制。稍后，翌年九月壬申又有地震，宣帝下诏省察政事，虽然也有令臣民“箴朕过失”“匡朕之不逮”之类的门面话，但具体举动，却是“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56]，等于借机夺走了这两大将军下属的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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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宣帝从霍家人手中夺回兵权，其最早的举动，是在表面尊崇霍氏子弟特别是仍令霍山“以车骑都尉领尚书事”的同时，没有再给予霍家人“大司马大将军”这项至高无上的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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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中有一枚地节二年六月的简牍，内容是关于丞相史校阅边塞武备的事情[57]。陶元甘分析指出：“汉初有太尉，主军事，后省太尉，并其职于丞相，及设大司马大将军之后，丞相不过尸位素餐而已。观此简则丞相固尝遣史核校边备。盖此简为地节二年六月文书，霍光死于是年三月，光死后宣帝亲揽大权，……故一切军务，改由丞相司之。以此简与《霍光传》相印证，更可窥见宣帝与霍氏争斗之情形。”[58]可见，这是宣帝亲政之后为收揽最高军事调度权力而优先采取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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