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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皇二代的千秋家园梦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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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这个在蒙古旋风的废墟上重建的王朝，其历史几乎是汉（含秦）、唐（含隋）、宋三个主流朝代历程的浓缩再现。事实上，明太祖并没有选择这个主流方向，而是倒行逆施。明太宗则扭转了这种趋势，带领大明重归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主流，有力地维护了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尽管他是太宗系列中最恶劣的一个篡位者，但他的历史功绩又相当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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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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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社会阶层隔阂被打破，流动性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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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其实宋朝就已经基本做到，明太祖却建立了一套世袭职业户役制，企图大开历史倒车。不过他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尽管他规定户籍世袭，但正如他规定不准再设宰相、宦官不得干政等，他死了没几年别人就当是放屁了。同理，尽管明朝从未在法律层面用正式公文宣布明太祖的户籍制度是放屁，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不阻止脱籍，这条禁令也就化作一缕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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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社会阶层流动性，重点在于政府高官。只要高层不是始终被世家把持，而不断有底层人民进入高层，流动性就很好了。唐朝比之汉朝、宋朝比之唐朝，世袭荫举一直在变少，但明朝似乎又比宋朝多，这应该说确实有退步。可明朝的科举取士又比前代更严格，宋朝还有不少人荫举入仕，宰相中更不乏吕夷简、吕公著父子，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这样的宰执世家，而明朝便再无一对父子两代为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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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宋朝那些宰执世家也并非全靠父辈余荫挺进高层，他们也只是生在宰执之家，仍要考中进士才能获得认同。宋朝读书人虽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明朝随着公共教育的发达，这种优势也不明显了。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进士的只有杨廷和之子杨慎、张居正之子张懋修极少特例，高中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宋朝尚有吕公著、范纯仁这种兼具世家和进士身份的中间阶层，明朝的杨慎、张懋修显然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何况他们也只是中了状元，远没当到宰相。在科举人才的主导下，明朝官场渐渐形成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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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学士的履历，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进士出身，占总数的98%（另六名也有举人等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更多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整个明朝共产生了八十八名状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阁为相，比例高达五分之一。除了成绩最优异的一甲进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进士登科后还可以进行选馆考试，考出兼具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称为庶吉士，可在各部门实习三年后任实职。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为庶吉士出身，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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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层次明显的结构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考试成绩决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门第或者其他，这激励了无数人捧起书本，形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全社会考取功名的机会也相对公平，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in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进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从无人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的A类进士占总数的47.5%。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在漫长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从峰值降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稳定在均值。也就是说，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始终能占到一半左右，社会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这表明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反马太效应机制，这或许归功于明朝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条件和学习氛围也并不比富贵家庭差太多，纯平民和富贵家庭的孩子成绩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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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对应数据是53%，这和产生了大量宰执父子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这或许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态有关——同等条件下，明朝人更愿意提拔贫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进士的虽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提拔起来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进士数量更少，但走到后来并不输给寒士。那宋明两种用人倾向哪个更好呢？尽管优先照顾寒士看起来似乎更公平，但出身宰执之家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教育经历，非常有助于人格塑造。宰执之子只要不是靠父辈的关系上进，而确是通过公平考试获取功名的仍是栋梁之才，确应重用而不应逆向歧视。事实上，宋朝的官宦世家和寒门子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宋朝公认最优秀的几位宰相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便都是宰执之子继续为相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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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带给了社会良好的活力，除了有志于官场的文士，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择业。尤其是大航海运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无数人怀揣着梦想踏上了下西洋的海船，也有无数人被世界各地的科技成果所震惊，投入到科学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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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活力十足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又缺乏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更需要构建完善的政府组织结构来提供公共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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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权力关系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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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宰相，明朝的军制和地方政府设置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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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觉得宋朝的募兵制太费钱，采用了类似于隋唐府兵制的卫所制度，但卫所制也必须建立在军户制的基础上，明太祖的户籍制很快就消散了，卫所的征兵职能后来也被募兵制所取代，仅仅作为军队的一种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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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的指挥体系大体仿宋制，京师三大营相当于宋军三衙司，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直辖。地方上设约二十个都指挥使司，每司下辖数十个营卫或直属千户所，每卫下辖数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数个百户所，全国共有近四百个营卫。平时各卫所在都司带领下训练、屯田，遇战事由兵部下令集结，但军事上由五军都督府指挥。这样便将军权分割，避免了拥兵自重的局面出现。整个明朝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军官拥兵自立的情况，说明军队公有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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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有一个驻京的卫所可谓名震天下——锦衣卫。这本是御前十七禁卫之一，和比较有名的羽林卫性质一样，但明太宗为其赋予了特务部队的职能，据说还参与到了一些政治斗争中，后来就越传越神，甚至成了明代特务政治的代名词。再加上武侠小说、国统区白色恐怖文学、武打片的不断渲染，很多现代人便将中统、军统、中情局、克格勃、军情n处的印象统统加到锦衣卫身上，简直成了恐怖深渊。其实锦衣卫也就是个普通的亲军卫，偶尔会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但比起真正的特务部队中情局、克格勃乃至五军营、神机营里的侦察兵都还要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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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管理体系上，可能很多人对明朝巡抚印象较深，认为是各省省长，但事实上仅是临时差遣，并非常设职务。明朝更没有省这个说法，只是前面的元朝和后面的清朝都有，很多人便想当然的认为明朝也有。明朝仿宋朝在各地设四司的制度，在各地设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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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指挥使司：即前文所说的地方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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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宣布政使司：相当于宋朝的都转运使司，主管一方的财政经济。因为经济工作比较重要，所以设左右两位布政使共同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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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宋朝的提点刑狱司，主管地方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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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司互不隶属，各自负责当地的相关工作，有时遇到重要情况，比如治理河道或打仗，朝廷会派出一名要员（一般本官是副都御史或侍郎）巡抚该地区，协调三司工作。但也只是协调而并无直接管辖权，因为这三司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三个部门，为此中央部门的机构设置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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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六部，每部四司，唐宋有时会微调二十四司的具体设置，但这个框架从未改变。明朝为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直辖关系，非常有创意地打破了这种框架，不妨以户部为例来说明这种公共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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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户部内设十三司，分别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清吏司。这就是一些省份的名称，明朝虽没有省的说法，但这种区划显然是后来各省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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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三司显然各自对口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布政司就直接对口户部浙江司，而巡抚可管不了户部的内设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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