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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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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於1929年被開除出黨，並被加以「托陳取消派、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叛徒」六項罪名，都是因為他走上了與托派相結合的道路。但是，人們只知道陳轉向托派以後採取了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對立的立場，至於究竟有甚麼主張？進行了甚麼活動？為甚麼是取消派、反革命、叛徒？大家是不清楚的。中共決議都籠統地說他轉向托派後，「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懾於紀律，沒有人提出異議。即使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陳獨秀「建黨有功」之前，也不得不說：「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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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客觀原因，是所有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材料都被作為絕密檔案嚴密封存。陳與托派結合的真相，也就封鎖了起來。筆者在收集陳後期研究資料時看到了這些檔案，瞭解到中國托派從1927年莫斯科留學生中產生到1952年在大陸覆滅的歷史全過程。隨後，寫出了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1981年《歷史研究》第6期不惜以3萬多字的篇幅發表，立即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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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大量無可爭辯的原始檔案資料，敍述了陳獨秀從1929年春到1942年逝世，與托派相結合、爭吵、分離的複雜過程，以及在此期間他與共產黨的矛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爭。指出在他出任托派中央領導人期間，曾領導托派進行過許多重大的「反蔣抗日」革命行動；抗戰爆發後，也作過許多抗日工作。托派與共產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陳獨秀認為革命應該像歐洲那樣，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能離開城市、離開工人階級而到農村去與農民相結合；否則共產黨就會農民意識化，革命就會像農民起義那樣沒有勝利的希望。這在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和策略上沒有錯，只是在運用到中國實際時成了教條主義，自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性質是陣營內部的思想路線分歧，不應定為「反革命」。而聯繫到中共勝利至今的歷史，也很難說陳的這個觀點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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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托派問題所以被搞得如此複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托派被深深地釘在「漢奸、反革命」上。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在注釋「反革命的托洛斯基分子」一詞時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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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為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史太林同志於1937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斯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現時的托洛斯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雇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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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30年代直到90年代初，中共一切文件都根據史太林的這個說法和毛澤東審閱的這條注釋，把中國托派定成「反革命」、「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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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蘇共為該國托派平反的1988年，筆者應當時比較開明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黨史研究》主編鄭惠所約，在一年前完成的24萬字《中國托派史》初稿基礎上，縮寫了約1萬字的論文《簡論中國托派》，刊登在《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文章引用大量原始文件，介紹了中國托派的歷史，實際上否定了以上所有不實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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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公安機關都派人來向筆者瞭解有關情況。199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注釋第一次承認托派是「抗日的」，非正式地為其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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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托派在宣傳上主張抗日，但是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着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造成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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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封殺陳獨秀研究的13號文件，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更不能把他看作黨內人物」。於是，以「分工」為名，不允許《歷史研究》再發表有關陳獨秀研究的文章。從1980年至1991年期間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至五十輯共632人，居然沒有陳獨秀！更有甚者，這份文件還把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黨史資料》1983年第3輯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兩個內部發行刊物刊登陳獨秀《金粉淚》組詩一事，說成是「很不妥當的」，《中共黨史資料》為此被迫作了檢討。其實，這五十六首詩的全部內容是以嬉笑怒罵的手法抨擊日本侵華和國民黨腐敗的，一點「反共」色彩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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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5月間，胡喬木就《陳獨秀文集》向人民出版社發難。結果，此書改稱《陳獨秀文章選編》，不能用「文集」、「文選」，更不能用「選集」之名，由1951年與人民出版社合併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內部發行」。當時，三聯書店可視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職責是出版「非馬列」或「力圖運用馬列但還不純熟」的著作。1986年拆出，獨立成社。《陳獨秀文章選編》主要收錄了陳一些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本來在它之後，還要在更小的範圍，內部發行一本內容更尖銳的文章補編以及《陳獨秀研究資料》，此計劃只好取消。1988年，《新聞出版署重申幾類需經專項申報的選題的通知》公佈的「嚴格控制出版」（即「出版黑名單」）的目錄中，「陳獨秀」赫然居首。此類選題「未經申報並得到批准，一律不得出版」。而「申報」的結果，往往是「不得出版」。後來，連陳獨秀研究會會刊的名稱《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3期以後）也不能使用，只能用無名氏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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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學術界繼續沿着求真求實的道路走下去。1989年，按《試論陳獨秀與托派關係》的思路，筆者寫的《陳獨秀傳——從總書記到反對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書中不僅再次全文披露《金粉淚》五十六首並作全面注釋，而且再次全面否定了托派時期的陳獨秀是「反革命」的傳統觀點。1993年，繼1984年陳獨秀文章《補編》出版受阻以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陳獨秀著作選》三卷本，不僅再次收錄《金粉淚》，而且收錄了以上陳晚年內容更尖銳的書信和文章，並且是公開發行。1995年，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收錄最全的《陳獨秀詩集》，再次收錄《金粉淚》，並作詳細注釋。1989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收錄了筆者所寫的「陳獨秀」條目和1994年出版的《中華民族傑出人物傳》叢書（10）收錄的筆者所寫的《陳獨秀傳》，都未提「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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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廣大學者對「不能把陳獨秀看作黨內人物」的規定強烈反對和不滿，1994年《中共黨史人物傳》出版第51至100輯時，終於把「陳獨秀」列為第一篇。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關於「陳獨秀」的注釋，也作出了相應的改變，在寫到1927年以後的陳獨秀時，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類帽子不見了，改為：「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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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反共產國際的問題，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謂「反蘇」，就是反史太林，也是從反共產國際衍生出來的。蘇聯、史太林、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對別國革命瞎指揮，不應該反對嗎！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深刻教訓中體會到，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才能勝利，不能由莫斯科遙控。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所證明。毛澤東也是這個觀點，否則他也會成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式的悲劇人物。具體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共中央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對這個涉及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提出了簡單化的策略口號：「保衛蘇聯！」，是完全錯誤的。陳獨秀對此表示反對，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口號，並指出戰爭無論怎樣爆發，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受害的則是中國老百姓。這種立場和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爭論，是定陳為「反黨、反蘇、反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根據。現在應該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還他一個公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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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主義」加「投降主義」，解鈴還需繫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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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問題最複雜，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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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由史太林、共產國際定的。聯共對各國共產黨又以「老子黨」自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雖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黨」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再加上一個「蘇聯老大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還是不能揭開。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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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即史太林，原始資料如此。本書中凡出現『史大林』和『史丹林』，也是當時對『史太林』的稱呼——引者）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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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1957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卡達爾所說的，1927年以後，中共在長期對敵鬥爭中一直處於弱勢，需要蘇聯的援助；建國後，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蘇聯的援助和經驗的借鑒。為此，沒有必要去得罪史太林這個報復性極強的龐然大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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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毛澤東對卡達爾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對立。為了國際鬥爭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需要維護史太林的領袖形象。1963年，在中蘇大論戰中，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也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相比之下，陳獨秀的冤屈乃是一個小問題。中共定了一個規矩，批判黨史上的錯誤，只批判我黨領導人，不批判共產國際，更不批判史太林。誰違背這個規矩，就是違犯黨的紀律。[21]1983年秋，雖然以上三條理由已不存在，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等學者涉及這個問題，就被定為「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翻案」，在史學領域搞「精神污染」。這個打擊通過當日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傳遍全國，學術界的努力被打了下去，一悶就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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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931至1945年，毛澤東與王明曲折鬥爭並最終戰而勝之，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的。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得到史太林的「無私援助」，投桃報李，壓制黨內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犧牲黨和國家的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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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史太林的個人迷信。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毛堅決維護史太林，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22]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批判史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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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共產黨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文件，只有其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被莫斯科嚴密封鎖起來。與此相反，執行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於是，當史太林把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陳獨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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