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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主義」加「投降主義」,解鈴還需繫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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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問題最複雜,學術界的撥亂反正也最晚。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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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的結論是由史太林、共產國際定的。聯共對各國共產黨又以「老子黨」自居。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雖在1943年解散了,但「老子黨」還在。新中國成立後,再加上一個「蘇聯老大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還是不能揭開。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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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即史太林,原始資料如此。本書中凡出現『史大林』和『史丹林』,也是當時對『史太林』的稱呼——引者)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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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1957年毛澤東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卡達爾所說的,1927年以後,中共在長期對敵鬥爭中一直處於弱勢,需要蘇聯的援助;建國後,建設社會主義也需要蘇聯的援助和經驗的借鑒。為此,沒有必要去得罪史太林這個報復性極強的龐然大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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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毛澤東對卡達爾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嚴重對立。為了國際鬥爭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需要維護史太林的領袖形象。1963年,在中蘇大論戰中,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關於斯大林問題》也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相比之下,陳獨秀的冤屈乃是一個小問題。中共定了一個規矩,批判黨史上的錯誤,只批判我黨領導人,不批判共產國際,更不批判史太林。誰違背這個規矩,就是違犯黨的紀律。[21]1983年秋,雖然以上三條理由已不存在,北京大學向青教授等學者涉及這個問題,就被定為「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翻案」,在史學領域搞「精神污染」。這個打擊通過當日的全國新聞聯播節目傳遍全國,學術界的努力被打了下去,一悶就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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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931至1945年,毛澤東與王明曲折鬥爭並最終戰而勝之,莫斯科在總體上是支持毛的。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得到史太林的「無私援助」,投桃報李,壓制黨內對史太林的不滿情緒,也在情理之中。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犧牲黨和國家的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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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提出反對史太林的個人迷信。劉少奇、鄧小平響應,在同年中共「八大」上提出防止中共黨內的個人迷信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不滿。毛堅決維護史太林,稱其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22]因此,更不可能揭露「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真相,批判史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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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大革命中,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指導共產黨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文件,只有其代表和陳獨秀等少數人知道。這些能夠揭露事實真相的證據被莫斯科嚴密封鎖起來。與此相反,執行這些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陳獨秀的文章歷歷在目,被反復引用。於是,當史太林把失敗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陳獨秀渾身是嘴也說不清,別人也無法為他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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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1999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奎松首先利用這套資料寫成《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一文,刊登在當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上。文章首次全面否定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傳統觀念。筆者也已經讀到公開出版的這套檔案資料,思想受到極大的震動,認識到過去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研究和批判是受了深深的蒙蔽,應該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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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1999年3月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徵求對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見,邀請一些學者開了幾天座談會。筆者有幸也應邀參加,並在會上對照新的檔案資料,就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黨務整理案上的三大機會主義讓步、汪陳宣言,不執行共產國際挽救革命的「緊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向傳統觀念提出了顛覆性的意見。這引起了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論。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當場表示:「要把陳獨秀當作正面人物來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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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這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由陳獨秀研究會發起,聯合中共黨史學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七家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把作家袁鷹寫的為陳獨秀辯誣文章《悵望一座墓園——寫在陳獨秀誕生120周年》,冠以《應當把陳獨秀作為正面人物來寫》標題,以《內部理論動態》的形式發到全國各省市領導同志手中。《歷史研究》發表了由我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文章認為: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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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經過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位書記審批,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不得不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斯大林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傳統觀念的提法,終於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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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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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北京、上海、安徽等地一些學者串連後成立了第一個陳獨秀研究會。接着,安慶、合肥、上海也先後成立研究陳獨秀的學術團體。他們分別於1989(北京)、1992(安慶)、1994(江津)、1997(上海)、1999(北京)、2001(溫州)、2002(南京)召開了七次全國性的陳獨秀學術研討會,還直接促成日本陳獨秀研究會成立,並在東京召開了中日兩國學者參加的一次陳獨秀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出版了三本反映目前陳獨秀研究主要成果的《陳獨秀研究文集》,還從1993年開始,在沒有經費的困難條件下,編輯出版了會刊,提供大量珍貴史料,交流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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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真正恢復陳獨秀的本來面目和應有的歷史地位,給他一個做「人」的位置,還要做許多艱苦的工作。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鬥爭還相當激烈,甚至出現倒退現象。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修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以甚麼「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說法,在否定「右傾投降主義」同時繼續保留「右傾機會主義」罪名,陳研會和廣大學者在會刊上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再加上十年來陳研會不斷宣傳陳獨秀的「民主與科學」基本思想,與現實政治相悖,也在2003年11月4日被突然撤銷了。但是,中國政治科學化、民主化的車輪是不可阻擋的。正如陳獨秀所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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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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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於修改時傳來重要訊息:在30年「為陳獨秀正名」運動的壓力下,中共高層被迫且戰且退,通過各種方式(如趁《毛澤東選集》再版時修改注釋、發其他文件時附加說明等),悄悄地放棄原來加於陳獨秀的「十宗罪」。2002年主持編著最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堅持稱陳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人石仲泉,2008年在兩次重大紀念會上發表講話,戲劇性地180度大轉變,聲稱要為「徹底平反陳獨秀」、「恢復陳獨秀的黨籍」而努力。然而,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出獄在尋求與中共合作抗日時尚且表示「無意回黨」;如果地下有知,以今日中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他能回黨嗎?必須指出:陳獨秀是全民族的,不是一黨一派的!石先生的180度轉變是在退休後說的,這說明他在任時,有些問題上必須說組織允許的話、違心的話,即假話;卸任後才能說真心話。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陳獨秀也是如此。這是「輿論一律」的政黨體制下幾乎所有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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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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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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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62),頁38、54;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頁4–5,載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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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轉引自歐遠方:《歐遠方文選》(香港:語絲出版社,2002),頁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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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7]〈一份關於陳獨秀的文件〉,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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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29,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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