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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任教與重組岳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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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炸五大臣失敗，實際結束了吳樾所說的「暗殺時代」。此後革命黨更加重視集合團體力量、準備群眾起義的組織工作。「中國同盟會」應運而生。1905年8月，集合國內十四省、代表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軍國民教育會的100多位革命黨人在東京召開了同盟會成立大會。陳獨秀則從1905年8月開始，結束了在《安徽俗話報》的工作，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安徽公學」、「安徽初級師範學校」和「岳王會」的事業中，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為革命黨培訓骨幹。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一直沒有參加同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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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辦的第一個學校——安徽公學的前身，是李光炯、盧仲農在長沙開辦的「安徽旅湘公學」。李、盧都是比陳大二、三十歲的教育界老前輩。李是安徽桐城人，清末舉人，隨當時學界鉅子、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考察日本教育後，萌生了教育救國的思想。1904年春，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第2期上為「安徽旅湘公學」宣傳：「我想安徽有志求學的青年，很可以到那裏去學習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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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所被革命黨人掌握的學校，黃興及趙聲、張繼等陳獨秀的至友都來任教。如此貴重的師資，辦在湖南長沙而專收安徽人，勢必發生種種困難。同年10月，黃興等華興會骨幹策劃起義計劃事泄，安徽旅湘公學受牽連，搬到省內第二重鎮、陳獨秀所在的蕪湖市。據從那時成為其終生朋友的高語罕說：「遷校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陳獨秀。」[12]學校也改名為「安徽公學」，於1905年2月開學。為此，《安徽俗話報》刊出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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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學原名旅湘公學，在長沙開辦一載，頗著成效。惟本鄉人士遠道求學，跋涉維艱，茲應本省紳商之勸，改移本省。並稟撥常年鉅款，益加擴張，廣聘海內名家，教授倫理、國文、英文、算學、理化、歷史、地理、體操、唱歌、圖畫等科。」「（報名者）必須身體健康，心地誠樸，志趣遠大，國文通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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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聘請安徽同鄉，前駐英欽使李經邁（李鴻章之子）和淮揚道蒯光典為名譽總理，著名鐫刻家鄧石如後人鄧藝蓀（繩侯）為副總理。所聘教員多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如柏文蔚、陶成章、劉師培、張伯純、蘇曼殊、謝無量、周震麟、江彤侯、潘贊化、潘璿華等。1906年8月，太平府知府汪麟昌對安徽公學所作的《履勘調查報告表》發現：該校「並無編輯講義」。試問，宣傳反清革命的內容，何以能編成講義呢！知府大人可能已經嗅到點造反味道，但又找不到把柄，在「總評」一項中，自圓其說地寫道：「該堂教員、管辦員及學生均各精神奮發，志氣軒昂，可推府屬學堂之冠。惟教員多因出洋剪髮，學生薰陶所及，去髮辮者甚眾，談論舉止，饒有重外輕內思想，若能歙才就範，講求倫理，尊君愛國，宗旨一歸純正，則將來造就未可量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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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是，該校為長江中游「革命之策源地」。[15]招生不限於安徽，第一期「本省百名，外省二十名」。同時又與東京同盟會總部、南京、上海、安慶、合肥等地革命組織互通聲氣。安徽辛亥革命老人朱蘊山說：「這是安徽革命運動的序幕。」[16]同盟會元老馮自由亦稱：「皖人之傾向革命實以該校為最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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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4月，陳獨秀親自創辦「徽州初級師範學堂」。這一史實過去鮮為人知，後來發現一份與太平府報告表相似的對公立徽州初級師範學堂的《履勘調查報告表》，[18]才發現陳獨秀還擔任過該校監學，並任教育、地理、東語（即日語）課教員。各科教員幾乎全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如倫理兼心理教員金紹甫（劉光漢）、理化教員潘璿華、博物生理教員潘贊化、算學教員盧仲農、經學國文教員汪宗沂等。其課程設置、教材也與安徽公學相同。報告特別指明：「教授均用新舊書籍，並無編輯講義。查經學一科，教授鐘點過少，似有背奏定章程」。因為學校已經放假，汪昌麟可能從課程表的安排和口問中發現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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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皖江中學與上述安徽公學、師範學堂情況類似。知府汪昌麟對這三校一起履勘後，表示要進行整頓。陳獨秀也在皖江中學任教或代課。關於這一點，有些學者根據1906年蘇曼殊給劉三的信和柳亞子所寫的《曼殊全集》序，認為有待進一步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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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夏，安徽公學基本穩定，陳獨秀與柏文蔚等走訪淮上各縣，串聯革命黨人，重建反清秘密團體「岳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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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史家都認為岳王會是陳獨秀所獨創。有研究者經過詳細考證發現，岳王會創立於1898年冬的安徽壽縣，是豫皖間哥老會的別部，以反清為目的。陳獨秀這次不過是重組而已，較早入會者有柏文蔚、常恒芳、岳相如、範傳甲、鄭贊丞等人。名門之後孫少侯（毓筠），其祖父孫家鼐曾任清廷工部、禮部、吏部尚書及光緒帝師，看不起幫會組織，不參加岳王會，但因同情革命而予以資助。1903年，該會已處於散漫狀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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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李光炯、柏文蔚、常恒芳回憶：安徽公學成立不久，在成立黃氏學校從事暗殺工作的同時，大家以為「排滿革命，徒從宜多，主義雖定，宣傳宜廣」。於是，陳、柏遍訪了原岳王會成員，會晤孫少侯等各路豪傑。發起重組岳王會，「秘密結合，採取燒香宣誓方式，效法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對外不發表文字，也沒有甚麼政治綱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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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蕪湖的岳王會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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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岳王會規模迅速擴大，深入各個階層。常恒芳成立安慶分部，柏文蔚成立南京分部，皖北也成立了分部。陳獨秀則坐鎮蕪湖，任總部會長。這些分部又有周邊組織，勢力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進而與同盟會結合，發動一系列重大行動。1906年春，吳暘谷奉命從日本回國建立同盟會安徽分部。他動員大部分岳王會南京分會、安慶分會成員加入同盟會，岳王會已名存實亡。有一種說法稱，同年夏，岳王會總部正式作出決議：接受吳暘谷等介紹，全體加入同盟會。但是，鑒於總部會長陳獨秀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這個決議值得懷疑。岳王會是鬆散的幫會性質團體，總部與分部及會員間並沒有嚴密的組織關係，各自獨立活動。大多數會員被高舉「反滿革命」旗幟的更為激進和嚴正的同盟會所吸引，不足為奇。這些會員成為同盟會及後來國民黨的重要骨幹，有名可考者就有40多位。此後他們在江淮地區策劃了一系列反清革命事件，最著名的是1908年熊成基等舉行的安慶起義。陳獨秀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在1907年徐錫麟起義後避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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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禁要問，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甚麼在起義不斷時卻不見蹤影？從表面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的暗殺活動，對岳王會、同盟會一類組織及其策劃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他有甚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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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王會成立後，只看到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蕪湖總部的活動和陳獨秀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總部被架空了。1910年，陳獨秀在紀念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首》中，只有一位，即當時還活着的鄭贊丞曾是岳王會的幹事。柏文蔚、常恒芳這種遠在鄭之上的重要人物，卻不在詩中。同盟會那樣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不能說陳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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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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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瞭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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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面，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只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污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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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面，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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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總結，「單純排滿的種族革命而不反帝，單純軍事行動而不發動民眾」點中了1922年與共產黨合作前的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的要害，似乎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陳獨秀拒不參加同盟會（後來對加入國民黨也不積極），也不積極參加他們領導的武裝起義，自己也不發動起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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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思考、彷徨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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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下半年開始，清政府開始加強對安徽公學及初級師範學堂的管制，更對陳獨秀與革命黨人聯絡機關科學圖書社嚴密監視。安徽巡撫恩銘也注意到了眼皮底下的革命黨人。據說，「奸民候補道汪雲浦告密於恩銘，恩銘大怒，欲窮治之，羽書連下」。[22]於是，蕪湖偵探密佈，兩江總督端方還擬出了逮捕的名單。革命黨人紛紛離開學校，李光炯也暫避九華山。捱到1907年春，陳獨秀不得不再度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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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至1915年，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大批革命黨人多次赴日留學或逃亡避難。日本是培養中國早期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知識份子和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者的搖籃，而且當時的出入境手續遠沒有現在這樣的嚴格與繁瑣。留學生龔德柏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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