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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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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青年雜誌》（《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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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隻身赴日襄助章士釗編輯《甲寅》，將高君曼和兒女拜託汪孟鄒照顧。高病重，汪急信催陳。1915年6月，陳獨秀回國。在船上，他見日本船警打罵被竊車票的中國窮學生，而周圍的中國人在看熱鬧，立即上前阻止日警暴行，並勸大家捐錢為窮學生補票。多有為富不仁者不屑而避，還聽到日警嘰哩咕嚕說「中國人唯暴力是從」，心被深深刺痛。6月20日，陳到上海，汪孟鄒設宴洗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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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由於袁世凱大造復辟帝制的輿論，並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又激起全國反袁鬥爭的高潮。不少安徽的革命者也聚集到上海陳獨秀周圍來，進行倒袁活動。柏文蔚也從南洋匯來募捐之款，作為活動經費。但是，陳獨秀這時正籌備「自己的雜誌」，醞釀另一種革命，因為去年陳在拒絕有人責詰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時，說過一句話：「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全都改觀」，所以對這樣的政治活動興趣已經不大。正如吳稚暉所說，他讓章士釗做「諸葛亮」，以章宅為活動基地，自己當「魯肅」，安排這些同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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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貧如洗，創辦雜誌談何容易，只得靠威望和友情。汪孟鄒想幫他，但當時力量還不足以承擔印刷、發行等事項。汪即介紹陳去找開辦群益書社的安徽老鄉陳子佩、陳子壽兄弟。二陳樂意承擔《青年雜誌》的印刷和發行工作。雙方議定：每月編輯費和稿酬二百元，月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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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青年雜誌》創刊。由此到1917年1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都是在上海出版，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重要稿件都由陳獨秀親自撰寫，其他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易白沙、吳虞、劉叔雅、謝無量、潘贊化、高語罕、李大釗、楊昌濟、蘇曼殊、吳稚暉、劉半農、胡適等，此外還有專門從事編譯的李亦民和陳嘏。據程演生說，陳嘏是陳獨秀哥哥陳孟吉的兒子陳遐年。他翻譯的四部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初戀》和英國王爾德的《弗羅連斯》、法國龔古爾兄弟的《基爾米里》，從《青年雜誌》創刊號起，一直連載到1917年2月1日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侄兒成了陳獨秀辦刊初創時的得力助手。從《青年雜誌》的作者群來看，基本與《甲寅》的編者和作者重合。可以說，陳在《甲寅》一年的編輯生涯，為《青年雜誌》以及後來《新青年》的誕生打下了思想和人脈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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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於《青年雜誌》發刊詞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陳獨秀提出了心目中具有「自覺心」的國民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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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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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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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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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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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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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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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雜誌》出了幾期後聲名鵲起，引起基督教上海青年會的抗議，說此雜誌與他們辦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應該及早更改。當時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經註冊後，遇有他人翻印仿製及其它各種假冒方法損害其權利時，可提起訴訟。其實，《青年雜誌》是月刊，《上海青年》是週刊，無論刊名、週期和內容，二者區別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出版方陳氏兄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官司，由陳子壽到陳獨秀住宅商量，擬將雜誌改名為《新青年》。當時汪孟鄒也在座，贊成改名。陳亦只好同意。所以，這次改名，並非出自他本意。這從1916年8月13日給胡適信中可看出：「《青年》以戰事延刊多日，茲已擬仍續刊。依發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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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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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即創刊一周年）起，正式改名《新青年》。想不到，正是這個名字，連同「陳獨秀」，在中國近代化道路上豎立起一塊永恆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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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辦《青年雜誌》起，陳獨秀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揭開中國近代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序幕。他把思想啟蒙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倫理學說，即倫理革命上，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說把國人變成沒有獨立自主人格，沒有平等自由人權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才能從根本上振興中華。「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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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認為，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只是觸動了一下政治體制，而未動搖三根支柱，自然是推而不倒。三根支柱是：一、小農經濟的經濟基礎；二、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三、想滅亡中國、遭到抵制後轉而支持統治者奴役人民的帝國主義。宗教迷信和老莊哲學，被他看作造成國民性腐敗墮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對其也發起猛烈攻擊。《新青年》從創刊到遷移北京前的上海時期，主要矛頭指向儒家倫理和佛老學說，提倡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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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期的雜誌完全由陳獨秀一人主編。和《安徽俗話報》時期一樣，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每期主打文章全由其親自撰寫，還寫其他文章；不僅撰寫，還搞譯作，並以「記者」為名編寫每期的「國內大事記」和「國外大事記」，同時回答讀者來信，等等。這時的《新青年》連「同人雜誌」都稱不上，帶有「獨人雜誌」的色彩。每期出現署名「陳獨秀」或「獨秀」往往不只一篇，如第一卷第一號目錄上有四篇：兩篇自撰的主打文章《敬告青年》和《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和兩篇譯作；第一卷第三號、第二卷二號、四號都有三篇；其他各期一般都是兩篇。若加上國內外大事記和通信，那麼每期發表的文字就相當可觀了。可以說，《新青年》時期是他一生創作最豐富的時期。後來將這些文章（到1922年止）收集起來出版的《獨秀文存》，其版稅收入竟成了他一生及全家生活費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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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也反映了新文化運動發軔期陳獨秀篳路藍縷、孤軍奮戰的悲壯情景。如魯迅後來所描寫的：「不特沒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4]主要原因，是還沒有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的核心——《新青年》作者群。不過，就一般情況而言，一本雜誌的影響總是慢慢擴大的。魯迅的感覺是從生活圈中觀察到的，其實《新青年》初期的情況沒有那麼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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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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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卻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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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高比陳小六歲，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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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