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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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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最初的作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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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初期的作者，除了陳獨秀外，雖然還有幾個常著的作者和譯者，緊緊圍繞倫理革命和宗教革命主題的卻只有三個：高一涵、易白沙、吳虞。當時，高、吳一個在日本，一個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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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是陳獨秀主持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位得力助手。高比陳小六歲，安徽同鄉，早年有與陳很多相同的經歷。幼年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中過秀才。後來進入安慶安徽高等學堂，接觸到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的《民報》，親眼看到徐錫麟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剖腹剜心事件，產生反清思想。民國初年到日本留學，入明治大學政治系系統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在此期間被章士釗主編的《甲寅》所吸收，成為其編輯部主要人員，與陳獨秀相識。同鄉加同志，一見如故。正如吳稚暉所說：「把人物與《甲寅》聯想，章行嚴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陳獨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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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回國後創辦《新青年》，便向其約稿，他總是按要求及時供稿。高當時生活困難，後來回憶說：「余時已到日本三年餘，為窮所迫，常斷炊。獨秀約余投稿，月得十數元稿費以糊口。」[6]陳對他寫的稿子則視為雪中送炭，總是安排在自己的主打文章下面。這裏還有一個小小的傳奇故事。李大釗相識高一涵，就是通過《新青年》。據高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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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常讀《新青年》，見余文，知在東京，訪問半年餘，終無人見告。迨帝制事起，東京有留學生總會之組織，守常見留學生總會中有余名，轉輾詢問，始得余之住所。一日房主持李大釗名片上樓，余覽片竟不知為何許人。及接談，始知守常已訪余半年矣，此為余與守常相見之始。因縱談國事，所見無不合，遂相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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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緣故，1917年8月，陳獨秀把高一涵和李大釗一起請進《新青年》編輯部，開創後來「南陳北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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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高一涵注重於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那麼吳虞則注重於批判儒家倫理與佛老思想。「打倒孔家店」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最富戰鬥力的口號，就是吳虞提出來的，所以胡適稱他是「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倫理革命中，高與吳二人可謂是陳獨秀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將。1917年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六號以後的連續五期，吳虞的文章都排在陳獨秀後面的第二篇的位置。截至1922年，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版的九卷五十四號《新青年》中，如以上這樣編排高一涵、吳虞的文章是絕無僅有的。這充分表明了高、吳二人在陳心目中的地位。1916年、1919年，高、吳先後接受北大聘請，從事編譯或擔任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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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白沙是跟隨陳獨秀從日本《甲寅》回國助其創辦《新青年》的主要幫手。在《新青年》的初創時期，寫的批判儒家倫理和宗教迷信方面的文章也很突出。他對諸子百家都有較深研究和中肯批評，認為諸子中值得稱道的是墨子。易白沙非儒批孔比較平允，寫過《孔子平議》。這在當時包括陳獨秀在內的新文化派比較偏激的情況下，顯得十分可貴，對因偏激而遭到太多攻擊的新文化運動是一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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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再申明，一是儒家倫理學說對國民素質有害，二是孔子思想不適合現代生活，並非全盤否定孔子。相反，他對儒家學說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時期的歷史進步作用、反宗教鬼神思想、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等，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以上這些，即使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吳虞也是注意到了的。如果無視這些，認為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儒家學說，未免偏頗。還有一個原因，為推動倫理革命，陳獨秀把主要攻擊矛頭放在孔子學說消極面上，不可能同時去花許多精力闡發儒家學說的積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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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片面性」、「絕對化」，筆者同意陳金川先生的以下評議：對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戰士而言，當時「反傳統」是有特定含義的，主要是指腐朽而頑固的封建傳統。因為當時正值民國初創之際，封建餘孽和封建幽靈仍在四處猖獗地活動，成為阻撓民主、科學精神傳播的最大障礙和社會進步的最大阻力。只有毫不妥協地與舊的傳統勢力徹底決裂並全力剷除它，才能為民主共和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運動嗎！是否可以這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片面性，就沒有新文化運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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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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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三顧茅廬請出「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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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沒有形成「運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運動」，當然從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運動的轉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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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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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謠中傷的縫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籠絡，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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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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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東」和「群益」兩書社合併之事幫忙，幫忙起草合併協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薦陳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10]蔡元培誠聘陳獨秀的經過十分感人，頗有當年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的精神。當時陳住前門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館。蔡從湯處打聽到陳住處後，親自登門拜訪。據汪孟鄒1916年12月26日日記：這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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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甚麼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擺脫不了。蔡則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沒有頭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沒有教過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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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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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題——教學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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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沒有準備的課，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題目，就把這個題目作為一門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題目，他可以隨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題發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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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東作為圖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的地位。後來有人千方百計把毛澤東、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東側五四紀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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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題》，二人觀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聖》。這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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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沒有長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