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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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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運動最有影響，成果最多的是文學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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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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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題。胡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文章裏，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誤入歧途，則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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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運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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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觸，特別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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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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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誠，務希撥冗為之，至禱感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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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禱至禱。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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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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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不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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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不用陳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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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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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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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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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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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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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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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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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題強調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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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考慮到當時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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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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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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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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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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