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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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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每週評論》，指導五四愛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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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從列強手中收回權利的機會。陳獨秀再也不能對現實政治保持沉默了。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接連發表政治主張，投入積極爭取國權的鬥爭風潮中，從而與堅持只做文化運動方向的胡適等人發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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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早就關注救亡。從18歲寫《揚子江形勢略論》和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再到《甲寅》那篇《愛國心與自覺心》，都是有力的證據。救亡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政治救亡遭到一系列失敗以後，才獨闢蹊徑，企圖從文化革命着手，尋找新的救亡之路。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而且企圖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問題。從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起，一天也沒有停止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陳獨秀在北大國史編篡處一起做編篡工作的周作人回憶說，當時復辟的嚴重氣氛，是使陳重拾政治運動的一個原因。北京故宮神武門內仍有宣統小朝廷每天上朝，每天有拉玉泉山水御用的黃車，景山前街常看到戴着紅頂帽的舊臣上朝及黃車滾滾的街景。特別是1917年張勳復辟與段祺瑞「馬廠誓師」反復辟，北京城裏一會兒掛龍旗，一會兒掛五色旗，弄得人心惶惶。而有不少人是懷念清朝一統，過安定生活的。陳獨秀見此，與《新青年》同人議論，一定要寫反復辟的文章，講清批孔與反復辟的關係，要改變「不談政治」的初衷。[68]每期《新青年》都設有「國內大事記」欄目，就是一個明證。他發表《憲法與孔教》、《袁世凱復活》、《對德外交》、《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復辟與尊孔》等文章，從文化視角出發密切配合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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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卻不以為然。1917年7月他從美國回國在上海停留期間，「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69]看來，他是下了死心要走從文化着手改造國民性這個根本上救國的道路的。而陳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與他一致，但具體實踐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是二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當初胡適加入新文化陣營，二人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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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15、16日，為慶祝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北京各大學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外舉行演講大會。28–30日，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演講會。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發表演講。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發表了蔡元培、李大釗、陶孟和三人的演講，他們開始注意俄國十月革命對戰爭勝利的影響。蔡的演講題是《勞工神聖》，李是《庶民的勝利》，認為德國失敗「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同期還發表李的《BOLSHEVLSM的勝利》（即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文中高呼：「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蔡、李都朦朧意識到，將來的世界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則敏感地感受到這股愛國熱情，認為《新青年》的出版模式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要另有一個刊物更有力地推動形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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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下午，陳獨秀在文科學長辦公室召集李大釗、高一涵、張申府、周作人等，協商決定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月刊）「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陳在《發刊詞》闡明本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提出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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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後來「五四」愛國運動的大旗，就在《每週評論》創刊這一天豎立起來了。而且，最為可貴的是，此刊一開始就把言論主題鎖定在當時全國注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即收回德國侵佔的我國山東的權利，實現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奪回國權的勝利。形勢強於人，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儘管如胡適和新潮社的骨幹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在口頭上還堅持新文化運動「不問政治」的方向，但在實際行動上還是捲進現實政治鬥爭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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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思想很明確，要鬥爭就要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在《新青年》的啟蒙和示範下，各地學生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團體和刊物。如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70]《每週評論》創刊後，如雨後春筍，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蒙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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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巴黎和會表現出欺侮中國和弱小國家的態勢。陳在《每週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斥問和會「由五個強國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公理何在？」；更對威爾遜幻想破滅：「威爾遜總統的和平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可以叫他做威大炮」而在前不久的《每週評論》創刊號上，陳還稱他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的「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這種幻滅情緒對國民特別是愛國學生產生極大的感染力，調動了他們鬥爭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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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的着着失敗和《每週評論》以及其他報刊的宣傳鼓動，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偉大的運動終於爆發了。首先起來的是三年來直接受《新青年》啟蒙的青年學生。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制中國收回權利，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公開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72]點名譴責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駐日大使）、陸宗輿（幣制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73]——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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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作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確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來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面長眠着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軍事參贊羅伯遜從殖民者多年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煞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煞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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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74]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與陳獨秀住宅只有一牆之隔的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面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75]主持。兩天後，「五四運動」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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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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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運動爆發的5月4日當天出版的《每週評論》上發出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甚麼是公理，甚麼是永久和平，甚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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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人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二條鐵路借款等一系列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77]5月18日，針對北京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和有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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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界、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做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萬萬不能單讓學生和政客奔走呼號，別的國民都站在第三者地位袖手旁觀，更絕對的萬萬不能批評學生和政客的不是。[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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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要有（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的戰鬥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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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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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的有價值的文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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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學生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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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此文第二天，即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也為了改變北京運動囿於學生圈子、目標只指向曹、章、陸的狀態，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衝上第一線。他親自起草了內容，並請胡適譯為英文，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到鬧市區香廠新世界屋頂花園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人群散發，隨即被暗探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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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宣言》明確提出五條「最低要求」。收復山東權利，「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還要免除當時的實權派徐樹錚（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實際掌握當時北洋政府軍權）、段芝貴（陸軍總長、京畿警備總司令）、王懷慶（步兵統領）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愛國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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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23年12月的一份民意調查，被訪問者（大多數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國內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81]這樣的歷史地位，充分說明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中的作用。八十多年來，不少人以階級和黨派的偏見，極力貶低或抹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他「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援過五四運動」，是多麼的無知和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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