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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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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如刀，無奈離開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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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陳獨秀怎樣離開北大，有的學者歸罪於陳獨秀的生活作風，這種觀點十分無聊而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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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開始批判舊倫理、舊文化，到1917年以後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但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始終處於絕對的劣勢。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陳獨秀這位「總司令」的命運，必然是「堂・吉訶德」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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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發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在進步青年和思想界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舊派人物自鳴清高，不屑置理。於是，錢玄同和劉半農乘輪值編輯第四卷三號《新青年》之機，二人演了那出「雙簧」戲。此作果然達到目的，影響很大，把新文化運動推向了新高潮。但過分渲染反對者的無知，卻誘發了舊派人物的強烈反彈，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勢很快逆轉，陳獨秀和新文化運動至少受到三股勢力的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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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方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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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也是保守派的大本營。特別是文科，代表人物有辜鴻銘、劉師培、黃侃、梁漱溟等。辜鴻溟公開作文《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說文言文並非是「死文字」，它可以傳「道」，而白話文「使人道德淪喪」。[93]劉師培、黃侃、陳漢章及學生陳鍾凡等數十人，成立《國故》社，劉、黃任總編，主張保存「國粹」，宣揚舊文化、舊道德，與《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對壘。黃侃罵白話文是「驢鳴狗吠」。梁漱溟則反對「歐化」，主張「東方化」，成立「孔子研究會」，宣揚儒學和佛學。但是，保守派由於與新文化派同處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顧及面子和舊誼及維持日常的教學和生活，雙方保持各自的觀點，沒有採取嚴重對抗的行動。嚴重對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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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當時的輿論重鎮《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先後推出他自己化名「傖父」寫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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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歎不已，而污蔑新文化是「猩紅熱和梅毒」；錢文則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94]主要引用德人台里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制優越於美國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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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但卻對多數質問不作回答。1919年2月，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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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另一位著名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向新文化派發難。林年過七十，博學多才，早年曾有愛國思想，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着辮子。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95]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個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從姓氏源流上說，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里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與之類似，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系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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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林紓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指出教員所反對的只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曲意而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末，宣佈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還明確表示自己支持新文化運動，指出：「人類社會之組織與文學本有密切之關係，人類之思想更為文學實質之所存，既反對舊文學，自不能不反對舊思想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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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為了保護北大，蔡還是作了一些妥協，如在1919年3月1日，召開評議會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後實行「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其目的就在於變相免除陳獨秀學長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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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局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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懾於學生和公眾輿論強烈反對，國會沒有通過林紓擬議的、安福系議員張元奇提出的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案。但是，1919年春政府將出面干涉北大的流言卻頗為盛行。有人認為，如果不發生「五四事件」，北京大學和其他大學的新思想運動很可能受到當局鎮壓。「五四」之後，政府雖然窮於應付運動和外交，還是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過激派」的罪名上了黑名單進行監視。6月11日陳獨秀上街散發傳單，即被逮捕，雖經各種勢力特殊營救，也被關了三個多月，而且出獄後還被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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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謠言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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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開始流行關於陳獨秀等人的謠言，其中最嚴重的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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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謠言是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已被北大驅逐，首先出自北大法科學生張厚載之口。此生在徐樹錚辦的立達中學讀書時，是林紓的學生。進入北大後做保守派報紙《神州日報》通訊記者，兼做林紓的情報工作。他收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派人物的言行和私德方面的誹謗性材料，提供給林紓和報刊。此人崇尚舊文化，酷愛舊戲，與主張廢除宣揚舊道德和舊戲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嚴重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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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陳獨秀在答復張厚載用化名寫的來信時斥之曰：「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學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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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主張自有一些道理，但是舊戲的各種缺點可以通過改革消除，而增強其有益的教育民眾的一面。過激的思想，促使陳等提出了「廢除舊戲」的主張。對於演劇和歌曲，胡適甚至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即話劇）。張厚載對此恨極，尋機報復。他一面把上述《荊生》、《妖夢》轉寄《新申報》發表，一面向《神州日報》提供謠言，說陳獨秀等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陳獨秀已經被迫辭職，蔡元培也不否認，等等。此說不脛而走，大家信以為真，同情陳獨秀的人士紛紛在各報上發表評論，表示「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政府不當干涉。這些言論雖是譴責政府，但反過來，又擴大了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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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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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胡適出來嚴厲批評張厚載，迫使張進行自我檢討、謝罪，承認所寫通信是「無聊的」。[98]蔡元培發表《致神州日報函》闢謠，指出「陳學長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併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座），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99]陳獨秀則撰文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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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的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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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作對，這事盡可以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着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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