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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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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中，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為此，陳獨秀在以重力指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同時，又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進行說服工作，系統地講了以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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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極左派違背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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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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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托洛斯基也是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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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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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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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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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不瞭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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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甚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沒有任何旗幟的混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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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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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中，必須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國和對日宣戰的口號放幾支冷箭，才算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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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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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沒有一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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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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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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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傳統，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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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沒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運動；在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之尖銳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運動，主要的如五四、五卅運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運動，都是全國性的運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運動即愛國運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運動中從廣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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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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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運動的抗日救國口號為虛偽的民族主義……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運動……認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質既然是社會主義的，便沒有甚麼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沒收土地，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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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運動，才能走上奪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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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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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題上，極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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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數眾多的無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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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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