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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170594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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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死如歸，轟動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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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仍把陳獨秀看作「共黨首領」。雖然已從偵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和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志書》中得知陳組織了「反對派」，但將此視為共產黨內部矛盾。當局把陳在「九．一八」、「一．二八」時期進行的「反日反國民黨」活動看作與共產黨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運動一樣，對托派的定性則是：「該黨專事赤化」，「嚴令警務人員密查拿辦」。[5]「久緝未獲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被捕，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廣東省黨部、湖南清鄉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以及全國許多縣黨部、軍隊師黨部等紛紛致電黨中央，列數陳的各種「罪狀」，「懇請嚴辦」，「迅予處決」。[6]陳獨秀等人被捕後，在租界捕房法庭上進行反對引渡失敗後，10月18日就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拘押。次日晨八時，即被押解到南京，並經國民黨中央黨部接洽，拘押在軍法司，準備「按軍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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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在各界有廣大的朋友、學生和敬仰者，援救的力量比要求「嚴處」的勢力似乎更大些，而且檔次更高。如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國際地質學會副會長，受蔣介石敬重並欲聘為準備設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胡適、羅文幹（外交部長兼行政司法部長）在22日致電蔣介石：「請將陳獨秀案付司法審判」，不由軍法從事。次日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八人更以快郵代電致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營救陳獨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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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早歲提倡革命，曾與張溥泉、章行嚴辦《國民日日報》於上海；光復後復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對於國民革命尤有間接之助……顧其反對暴動政策，斥紅軍為土匪，遂遭共黨除名，實與歐美各立憲國議會中之共產黨議員無異。猶望矜惜耆舊，愛惜人才，特寬兩觀之殊，開其自新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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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柏文蔚等人也進行了積極的營救活動。甚至當時被全國人民敬為「國母」的宋慶齡，還專為陳獨秀事，由滬抵京，旋飛武漢，拜訪蔣介石夫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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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嚴懲派」與「營救派」以及中間派之間，又發生一場激烈的爭鬥。如陳獨秀在北大時期的學生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大教授），雖是「擁蔣反共」的堅定分子，卻公開發表文章，稱陳是「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主張處置陳案應「考慮陳氏一生的行跡，及近二十年來中國革命歷史」，建議：「能夠（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國二十年來革命歷史的意義；（四）及國民黨自身的革命立場。我希望政府將此事交付法院，公開審判，……不妨依據法律進行特赦運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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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發表的短評《營救陳獨秀》，則比較瞭解陳獨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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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是一個領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風格，所以只須給予他機會，叫他堂堂正正地把主張意見，向公眾公開申述，這正是尊重他愛護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懇式的乞憐，感情式的緩頰，在法律以外去營救他，倒反轉辱沒了這位有骨氣有意識的老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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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認為蔡元培等「矜憐耆舊，愛惜人才」的話，是「多此一舉」；主張「大家應當成全陳獨秀」，即作為「領袖」，「有真誠信念，不變節，不改話，言行始終一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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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派」在如此強大的營救聲勢面前，有人變得瘋狂，不僅要求嚴懲陳獨秀，而且要求懲辦營救派人士。11月1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以書面警告蔡元培、楊杏佛等，謂其「請寬釋陳獨秀」之電，「徇於私情，曲加庇護，為反動張目，特予警告！」廣東省黨部也電請中央「嚴辦陳獨秀，並請懲辦出名保釋之人」。湖南清鄉司令何健甚至連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稱「共黨首領提倡赤化，麻醉青年……連日報紙所載，竟有不顧大義者曲為庇護」，仰懇「當機立斷，迅予處決」。有的則提出另一個條件：只有陳獨秀「繼續反共」，才能赦其不死。國民黨中統局主辦的《社會新聞》發表與《大公報》對立標題的署名文章《清算陳獨秀》稱：陳獨秀是「近代政治怪傑」，但「陳雖是共黨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創造者、首作俑者……照現行法規，似應正法，而無活命之可能。反轉來說，陳雖是共黨，卻是反對共黨現行暴動政策者，而且還是一個學者，只要他繼續反共，似可不至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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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派及共產黨那邊，陳獨秀的被捕卻引發另一場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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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破壞的托派北方地區最大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呼籲共產黨營救陳獨秀。在其機關報《先鋒》上發表《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開信》稱：「審察其過去對陳獨秀同志所加一切非議誣衊之錯誤，接受反對派的政治路線，並為援救陳獨秀同志而鬥爭。」同時號召各界掀起一個「援陳運動」，口號是「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中國的革命群眾和一切左翼的社團，一切革命分子都應立即起來，遊行、示威、通電、開大會，堅決不拔的為援救陳獨秀而鬥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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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此招正中當時心胸狹窄的中共領導下懷。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發出一系列評論，充分表現出幸災樂禍、落井下石的心態。該報第37期先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加按語稱：「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網開一面許以不死」，接着又說：「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12]陳被捕後，一度謠傳他要晉謁蔣介石，第38期又以《不幸而言中，陳獨秀要當蔣介石的反共參謀了》為標題，進行抨擊。蔡元培、蔣夢麟等以其是中共反對派為由營救時，第41期又以《陳獨秀——取消派》《叛黨！反共！》為標題，報導評論說：「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當『反共』先鋒，這個我們並沒有誣衊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蔣夢麟都替他老實不客氣的說出來了，這就叫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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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本人卻安之若素。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時，還玩笑說：「嗨，原以為就我一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鬆快鬆快了。」談到謝少珊叛變時，陳獨秀卻表示了與上次馬玉夫不同的諒解態度，說：「這孩子膽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現出來很慌張，很不成熟。」[13]然後，他們開展了反對由租界「引渡」給國民政府的鬥爭。由於當局早已與租界勾結好，鬥爭自然失敗。10月19日，乘夜車被押解南京，在滬寧列車上，陳獨秀「鼾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到南京時，還未醒來。[14]處危不驚，置生死於度外，一時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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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等人被拘押到軍法司待審。十餘箱抄沒的文件則交國民黨中央黨部檢查。22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派員赴武漢，「報告捕獲陳獨秀經過，並攜去幾個捕獲的各種文件，呈蔣審核」。[15]時已深秋，天氣漸涼。被捕時帶的衣被不多，「函請當局添購衣被」。中央黨部准請，撥洋一百元。25日，全國援救陳獨秀的輿論已入高漲，國共合作大革命中還沒有資格與陳對話的軍政部長何應欽不敢造次，在軍政部會客室以「半談話，半審問」的方式傳訊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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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據實表示自己與湘鄂贛等省暴動行動「毫無關係」，只是要求召開「國民會議」決定一切國是；對於抗日問題，「仍須聯俄方為有利」。傳訊畢，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在肅殺氣氛嚴重的軍政部內，竟有「許多青年軍人紛紛持筆墨和數寸長的小紙條」，四面圍着陳獨秀，「索書紀念」。陳也提起精神，欣然揮毫，草成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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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注：據包惠僧說，這一條是寫給何應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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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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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等閒白了少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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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幸而墨盡，才得解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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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借此既抒發胸懷和威武不屈的氣質，又勉勵青年做抗日英雄。此情被報紙廣泛傳播後，更在社會各界人士中獲得廣泛同情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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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何應欽、陳立夫通過研究搜獲文件，調查叛徒，傳訊陳獨秀本人，確證陳與湘鄂贛各省武裝暴動的共產黨沒有聯絡關係，並且「反對史大林派在中國現況之下採用紅軍策略」。蔣於是在輿論壓力下作出將陳獨秀案「交法院公開審判」的決定。國民黨中央討論蔣來電時認為：「陳等所犯之罪，係危害民國之生存，國家法律對於此種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規定，為維持司法獨立尊嚴計，應交法院公開審判」，並為此作出決議。[17]何應欽即據此宣佈：「陳等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其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合」，「本司無權管轄」，遂令軍法司備文將陳等轉送江蘇省高等法院，公開審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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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陳派」取得了第一場勝利。陳獨秀、彭述之等一行轉到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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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32年10月30日《大公報》刊登的陳獨秀與彭述之在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的照片，旁邊的文字寫道：「共產黨陳獨秀、彭述之解送江寧地方法院，在候審室攝影。左為陳獨秀，右為彭述之。時陳、彭態度，均頗從容，二人皆着灰色棉布長袍，黃皮鞋，棕色布褲，頭戴青灰色半舊呢帽。陳面容憔悴，兩鬃已斑。彭雙目赤紅，眼疾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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