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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人类学释放我的灵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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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翁玲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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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访谈翁玲玲博士成长、求学、婚姻等经历，反映出人类学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境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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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翁玲玲；人类学；李亦园；跨国婚姻；牛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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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2002年你参加了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一次会议，你穿着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蓝印花旗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你非常具有中国妇女的特质。那次会议你发表的论文，用张有隽教授的话说是“惊天动地”。因为你发表的是《台湾妇女的身体观》。这个题目在当时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你作为女性学者对女性的身体观作了一个精深的研究，我们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同时，我在跟你的交往中觉得你非常有学问，非常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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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您的鼓励，不过我只承认开朗，不承认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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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天我听李亦园先生说你是他的学生，请问你是怎样荣幸地成为李亦园教授的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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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能够成为李亦园教授的学生，我真是觉得非常荣幸。李先生一直关心人类学的发展，他对学生非常在意。我所谓的在意是他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还总是不遗余力地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与资源。至于成为他学生的过程，到现在我还觉得像做梦一样。那是我们刚考进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班的时候（1990年秋季），李先生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为我们安排导师。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导师制度，所里会为每位学生安排一位导师，提供学业与生活上的指导。导师功能上与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不一样，有可能但并不必然就是论文指导教授。在会议上，李先生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研究兴趣、构想与研究方向之后，就帮我们安排了。他安排得很恰当，同学们也都接受。可是他把其他同学安排好了之后就准备结束会议了，剩下我还没着落，我一急就对李先生说：“老师你还没有安排我呀！”李先生说了一句“你跟我呀！”就离开教室了。他一说完，所有的同学都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则是脑袋“轰”的一声，惶恐不安中夹杂着一丝惊喜。喜的当然是我居然能碰到这天外飞来的好运，有机会得到老师教诲；但更大的感觉是不安，一方面是我对李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自然会有一种仰之弥高的敬仰与惶恐，另一方面，则是怕自己达不到他的要求。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出了名的严格，不只要求学业也要求态度；他嗓门儿又大，我们上他课的时候，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生怕回答不好会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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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学们一路叽叽喳喳在议论的时候，当时许木柱老师（也是台湾很有名的人类学教授）在我们附近，听到同学们说我完蛋了，以后一定常常挨骂。许先生就跟我说不要太担心，其实李先生对学生是非常好的。听了许老师的话以后，我就告诉自己，挨骂也好不挨骂也好，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尽心尽力。李先生直接要求的、没有直接要求的，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好的，我就把它做好。就像我请李先生看论文，在我交上去之前，我一定自己再三地多读几遍，至少做到条理清楚，没错别字，没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当然论点怎么样、内容怎么样，需要老师的指导。我觉得我是请老师指导论文的，不能浪费老师的时间来帮我改作文。他的时间与精神那么宝贵，作为他的研究生，当时我能为他做的就是替他节省时间与精神。就这样，十几年来，一路相随，无论是我的论文或是学术生涯，李先生总能适时地给予关键性的指导与帮助。而我对李先生的感觉也从害怕变成了温暖。可以这样说，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待己甚严，待人则特别宽厚，非常能够替别人设想。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得到他的指导与照顾，并且有一个学习的典范，这样的机运，我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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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非常荣幸地成为李先生的学生，我现在希望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想了解你的背景还不能像别人那样只了解你的学术背景，我还希望了解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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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祖籍是浙江省定海县。我父母亲的家庭背景都很平凡，可以说是小地主吧。我父亲是学航海的，我记事以来就知道他是船长。后来，我回头又想想，他的工作可能对我的学习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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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插一句，你父亲是不是从大陆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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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父母都是大陆过去的。我父亲去台湾的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比我的母亲早一点。我母亲是1950年左右到的台湾，母亲说她是先“逃”到香港，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到入台证，然后才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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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问一句，你父亲是海员，性格是不是很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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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没错，我的父亲踏遍世界各地，因为走远洋航线，很久才能回来一次，可是每次回到家，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观念，新鲜的玩意。我们小时候，台湾在经济上还没有太大的发展，很多没有的东西，我父亲都能给我们带回来。他非常开放，非常风趣，每回跟我们说各地奇风异俗的时候，都能把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唬得一愣一愣的，着迷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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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他简直是“纵容”——我母亲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长大以后觉得父亲给了我们一个开放的教育环境，我们想做什么，只要是不害人、不害己的，他都尽量让我们去试。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社会风气还很保守，可我父亲从小就教我们四个女儿跳交际舞。因为他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女孩子一定要会跳交际舞：一方面是可以培养一个优雅的体态举止，另一方面也是进入社交生活很必要的一个技能。所以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都非常鼓励我们去参加舞会。我的母亲比较保守，就不大乐意让我们去，她总说：“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算什么？长大了嫁不出去了！”我父母感情极好，父亲很少直接说我母亲不对。他会悄悄地跟我们说：“你们放心去跳，爸爸给你们等门。”其他地方像穿衣服打扮，他都不吝于给我们买漂亮的衣服。他觉得打扮得体除了是一种礼节以外，也能表现个人的品位与教养。你看，我们女孩子这些社交装扮的规范，反而是我父亲教我们的，很有意思，也是很特别的经验。所以我后来想，我对各地不同文化、不同的观念，有这样大的好奇与兴趣，愿意花这样大的精神力气去了解，父亲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也因为父母这样开放的教育态度，我一直是非常自由地长大。父亲母亲都给了我极大的空间，让我去尝试，让我在人生的大海中悠游。所以我一直都不是死用功的学生，我只用功到可以考上还不错的学校就可以了，其他的时间要去“玩”新鲜的事情。还好我热爱学习，所以我的课业成绩虽然不是最好，但也不是很烂，从小学到大学，在班上也都还是前面几名。我自己比较高兴的是，除了照顾课业，我还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像合唱团、京剧社、健言社、乐队、登山社，还有社会服务社等，这些经历都为我的生命增添了许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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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类学就是要体验各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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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呀！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拼命死读书，就为了考高分。我呢，就宁愿少拿几分，用一些时间到处去看看玩玩，多认识一些人什么的。这应该也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吧，我觉得去接触新的事物，多了解一些人与事，比去追求世俗的名利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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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基隆长大，从基隆到台北是考试出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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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基隆算是大台北地区，所以成绩好的学生，多半会去考台北的学校。我念初中的时候人还小，就留在基隆念基隆女中，高中就念台北的景美女中。这两个学校都不能算最顶尖的，可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当时在台湾都能排上前十名。我很喜欢我念的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只用成绩来要求学生，都给了我们相当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是学校的环境都很优美。讲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从小到大我念的学校，甚至包括现在工作的学校，都有不错的名声，校舍环境又漂亮。尤其是我念的高中，景美女中的建筑物，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等于是示范高中，大家都来看我们学校的新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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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真是很幸福的读书环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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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有，我每一个学校的校长都把我们当成宝，对我们的教育从课业到仪态都有要求。我还记得景美女中的校长常常告诉学生，我们以后都要能够独当一面，至少要能当外交官夫人，才能为国家社会尽力，所以仪态、气质和课业一样重要。我们每天去上学，他都站在校门口。谁要是弯腰驼背被他看到了，准会遭到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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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进的是辅仁，一个很有特色的天主教学校，读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分为三个学院：理学院是德国教会办的，法商学院是美国教会办的，文学院是中国教会办的。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校园。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来管理这个学校，以及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精神。所以，这所大学给我的最大的收获不只是知识的部分，也是思想上的多元、视野上的开阔，更重要的是人格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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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比较喜欢开放自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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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们的督教要求严格，可是给我们的思想空间很大。后来我也享受到了严格要求的好处。它是从生活上要求起。比如，宿舍的管理，各种要求、规定清清楚楚，虽然多，但是没有因为矛盾而让人无所适从的地方。学校也提供很好的设备，所以实行起来也没有什么碍难之处。我们辅仁大学那个时候是4个人一间房，这在当时是很宽敞舒适的，台大当时是十几人甚至二十几人一间。每个人进学校的时候就购买一套统一的日用品，包括床单、被套、枕头套这些东西，所以整个房间的色彩是很协调的。学校规定我们人不在床上的时候，就得把床铺理整齐，虽然不规定我们一定要叠成“豆腐块”，但是都得铺叠好。我们有衣柜、鞋柜、食品柜，当人不在宿舍的时候，书桌上只能剩下书，其他的杂物都要放在该放的地方。不像其他学校的宿舍，被服用品都是自己带，颜色各不相同，学校也没有提供存放衣物的设备，脸盆、拖鞋、毛巾到处乱放，一进门五颜六色非常杂乱，学校也都不管。我们是修女每天来检查，要是被她们发现房间不整洁、物品乱放，就倒大霉了，被找去训诫不说，还得记点，会影响下一年申请宿舍的权益。我们就这样逐渐养成了随手保持整洁的习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训练不仅是把房间整理干净而已，还能建立起一个起码的生活美学观，比较容易培养情绪上的宁定。我想您也了解，情绪上宁定了，心灵思想才有可能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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