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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从摇滚乐到人类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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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2]答/张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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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摇滚乐反映了年轻人对时代的一种责任、对现实的一种反思，也体现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与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摇滚乐从形式到内核都有对现代的一种反思，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摇滚的态度已经是多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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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摇滚；人类学；反思；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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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荣幸你能接受我的采访。去年你入学不久，有一次你的导师王铭铭教授把你和你太太介绍给我——一个张原，一个汤芸，两个人名字合起来就叫“汤原（圆）”，当时我对你们就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的思维相当敏捷，也很助人为乐，挺关心别人。后来我又听说你以前玩过摇滚，现在还有一个摇滚乐队，我就更想听听了。我想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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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先讲一下我的家庭吧。我出生在一个干部、教师家庭。我父亲以前是贵州民院的老师，后来做行政工作，在人事处；我母亲原来是中学老师，后来到了税务局工作。我的家庭背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从小就受父母比较好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培养了我阅读的习惯。从小到大，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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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祖籍是贵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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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对，我祖籍就在贵阳。我们应该是明朝贵州屯军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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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不是和屯堡人差不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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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太一样。屯堡人他们是留在了当地，我们是又走出来的，所以没有保持屯堡人的文化特征。对于我家庭来说，一方面我的父母使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他们比较喜欢带我出去旅游，基本上每个假期都会出去旅游，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这么说来，我与文化人类学也是有缘分的。而且我的爷爷就是一个彩扎的艺人，和道士会有很多交流，这使我对民间的宗教也很有兴趣。我搞摇滚乐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呢？进入高中之前，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好学生”。在进入高中的时候，因为青春期嘛，人就会有独立的一些想法。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看书看得太多，人太早熟了，我就开始喜欢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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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给我们说说当时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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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影响最大的书，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书吧，尼采的、萨特的，此外还有卡夫卡的小说，以及国内一些20世纪90年代先锋派的小说。那个时候我看得最多，他们就追求人与人要不同嘛，就要反思这个社会对人的压抑嘛。然后受此影响我就会听摇滚乐，就爱上了玩这种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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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哪年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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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78年，我是70年代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摇滚乐的勃兴时期，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觉得那种音乐能表达我的一些思想，后来还学会了吉他。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写歌，当时还没有开始正式组队，只是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玩音乐。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的高考算是失败了，没有考上父母期望我考上的学校，或者说是我心里想考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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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当时想考什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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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有这样一种愿望，虽不说是要考北大之类的学校，但是至少也想过中山大学之类的。高考算是一个挫折吧，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因为经历了一些东西，会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至少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丰富的。一方面是我觉得阅读很丰富，一方面是搞了乐队以后，阅历很丰富。进入大学之后，时间比中学的时间更加宽裕，我就正式组建了一个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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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考上了哪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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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贵州民族学院，我也跟大家说过，我是“民院一条龙”嘛！从贵州民院到西南民大，再到中央民大，正好是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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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进的是什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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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进的是民族文化系，当时叫作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和我喜欢文学有关系。我组建了乐队之后，马上我们乐队的人就开了一个酒吧。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其实还是蛮丰富的，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诗社，叫高原诗社，1998年有一期的《大学生》杂志还专门介绍了我们诗社。我也出去旅游，自己背着背包，新疆、西藏也都去看了一下。所以那几年我觉得人生很丰富，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虽然我读的是贵州民族学院，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读的这个民族文化系，当时叫作民族语言文学系，我认为如果说当时贵州民院属于所谓的三流的大学的话，那这个系是属于一流的系。因为当时的老师构成有几批：搞中文的是一拨，搞新闻的又是一拨，然后就是搞民族政策的一拨，还有就是搞民族学的，民族学当时叫民族文化学，称呼有点奇怪，但是和人类学有点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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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学时候你的本科老师是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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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两位杨老师。其中一位叫杨昌儒，是搞民族政策学的，最初的一些民族理论的课是他上的；还有一位叫杨昌国，他后来是系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已经过世了，叫潘定智。前两位杨老师都是较年轻的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后转向人类学，事实上是由这两位老师影响的。当然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偏重文学，对文学特别地感兴趣，我当时写的学士学位论文是比较文学方面的，是关于《十日谈》和《二拍》的比较，题目叫《市井俚语的胜利》，实际上是谈市井文化怎么表现在文学上。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看了这篇文章，而且可能因为我那天答辩的效果还不错吧，就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他想叫我留校。当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早就想自己出去做生意。当时酒吧因为没有时间管，已经卖了。我想可能就像刚才徐老师“表扬”我的吧，说我爱关心同学啊什么的，可能是在社会上待久了，就沾染了一些江湖习气，比较仗义地去帮人。我觉得在大学时我积累了一批很深的关系网络；而且我们这一批人，大家算是共同成长吧，他们当中有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有其他行业做得很成功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动摇，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当老师；一个是到报社，因为关于新闻的东西我也写得很多，我也可以去做我们那边都市报的记者；还有就是去税务局，因为我母亲在税务局工作，她可以让我进去。后来我想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适合留在高校里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知道人类学是怎么回事了，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所喜欢的，是和我有缘分的。因为它实际上就像我以前玩摇滚音乐一样，也是要思考一些社会的和人的问题；人类学的很多知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一些东西确实可以开阔我的思想；另外当时我们的音乐里面，加进了很多民族的元素，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一些信息吧，我就留校当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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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时候留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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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00年留校的。我是1996级的。毕业以后，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能够继续在人类学这条路上走下去。那个时候我还在当学生辅导员，工作比较轻松，杨昌儒和杨昌国老师经常会谈论到一些关于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我当时就从图书馆借到一些资料和书，自己看。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自己对这个学科越来越感兴趣。很快就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西南民大有一个高校教师进修班，而且是文化人类学的进修班，它发了一个函到我们学校。我是最需要这样一个机会的。我就跟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讲，他非常支持我，就说应该去。去了以后，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因为在2000年之前，我社会活动很多，人还没有定性，也就是说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我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参加的那个乐队，虽然我因为转到人类学这一行以后退出来了，但是那个乐队至今还是非常火的，在贵州都是很有名气的，而且还出了专辑——我可以做那样的事情。我也可以经营我的酒吧或者网吧，现在我的网吧也还在继续经营着，虽然我没有用心在做它。又或者我可以当记者，总之有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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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从2000年开始，从我接到那个函以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定了，要走这条路。我觉得这和我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是有联系的。进了西南民大以后，我的经历也很有意思。我进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学校院系要调整的时候。因为西南民大的民族学，开始是以民族史的研究为主的，后来变成了以民族理论与政策为主。在我去的时候，开始第三次调整，开始朝人类学方向转变。当时我的导师张建世老师正要成为民族学学科的带头人。我正好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事实上那两年进修我学了非常多的东西，关于民族史的东西我学了，关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东西我也学了，还有关于人类学的东西我也学了。这三样东西，都摆在我的面前，而且应该说，教我这三门课的老师对我的印象都还不差。两年进修完之后，老师觉得我不错；我自己觉得拿一个进修班的文凭不好，而且我喜欢这个方向，于是我就开始考研。我考那一年，民族学正好从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分出来了，成为以人类学为主的狭义的民族学，而民族理论与政策成为另外的一个点。老师叫我选，我坚决地选了人类学。回过头想，我觉得前面那两年很有意思，因为我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在西南民大学习期间，老师开课是很开放的，很多外面的老师来上课。当时是四川省民研所的李绍明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很有体会。当时我一下子学了那么多，一会儿是民族政策，一会儿是民族史，一会儿又是和民族学有关的，我的脑筋会乱。我搞不清楚人类学与这些学科的界限，以及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学的知识有点庞杂。当时李绍明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醒悟过来。他在谈到学科史的时候介绍说，90年代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看样子是要分了。怎么分呢？人类学会以“文化”为它研究的关键词，民族学会以“民族”或“民族问题”为它的关键词。我觉得他讲得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就知道至少他对人类学的评价是对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而不像我以前在贵州认为的，民族问题和文化的研究是搅在一起的。正如我们说的“人类学在农村作研究，但不一定是在研究农村”，所以我喜欢人类学也是这样，要超越出去。实际上，这句话也让我对人类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清晰了。我当时的导师张建世老师是中山大学毕业的，是梁钊韬和张寿祺先生的学生。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老师上课，但是他一直坚持人类学的传统。他受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应该说因为有他直接给我系统地上课，后来才有了我和王铭铭老师的缘分。当时我在贵州民院学的东西，说实话在理论上还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受摩尔根的框架影响比较深。我第一次去上他的课，我旁边有两个同学是从法律和其他专业转过来的，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有基础的。但是当我发完言了之后，张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貌似比他们两个有基础，但是其实你的问题是最大的。他就把王铭铭老师的《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这本书拿给我，说：你先看看人类学的理论今天已经走到哪一步了，你把这本书看完再问我问题，不然你老陷在进化论里面。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拿着王老师的书认真地读，我觉得受到了很多启发，就开始做笔记。发展到后来简直就是在抄书，就把那本书抄下来了。我觉得那个工作还是很值得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理论的东西就有一条线索了，然后再和我们张老师交流的时候，思维在理论方面就打开了。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做王老师的学生。张老师也是非常开放的人，他说：你跟我五年就够了——因为我是从2000年进来，2005年才出去——之后你应该出去。毕业时，张老师已经是博导了，但是他不要我考他的博士，他说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放开。我觉得他对我很支持，也是他把我和王老师的缘分拉近了。我真的很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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