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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多元学术与多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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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章梅芳[1]答/刘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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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研究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与科学文化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来自科学史、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元的科学观，可以给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也可以在其间建立密切的联系。以这样的方式从事研究，既会遇到误解，也另有一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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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史；科学编史学；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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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好！我自2001年就开始读您的著作，受益匪浅。那时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涉及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批判，您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让我能超越繁杂的资料，从编史学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对我的论文帮助很大。更重要的是，我自此萌发了对科学史理论研究的兴趣，并最终师从您学习科学编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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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也很高兴能有你这个学生，在我的学生中，你是非常出色的。但我十年前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时，可没想到会有收你为学生这个可能。据我所知，有一些学校在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教学中，现在还将这本书作为教材。2007年，有出版社要出版这本书的修订版，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承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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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刘老师，您对推进国内科学编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诸如“辉格解释”之类的编史术语已为国内学界所接受。但听说，您最初是从事物理学史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大家知道的还不是很多，您能否谈谈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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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是不要用像“重要贡献”这样的词吧，这会惹来一些麻烦的，也不够谦虚，而适度的谦虚，也应该算是中国学术的一种特色吧。当然，在国内做科学编史学，我是比较早介入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也算是国内第一本科学编史学专著。我大学本科是在北大物理系学物理，毕业论文做的是一种具体的超材料的实验研究，后来那篇研究论文还被美国物理学会编的Chinese Physics杂志要去，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念研究生后，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我选择了超导史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那时，国内确实几乎没有人专门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对超导的发展做研究，而国际上也刚刚有人进行研究，只可惜当时我们的研究条件（包括资料、经费、出国的可能等）都远不能和人家相比，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工作也许还会做得更理想一些。不过，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似乎总有一种“运气”，就是我选的题目经常是当时研究者少，后来却会热起来。超导史研究也是一样，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国际、国内因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而出现了超导热。于是，我原来的工作一下子就被人重视了，很快就出了3本书，一本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有所扩展的《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一本是超导史的普及读物，还有一本是超导物理学家的列传。有人还以为是在超导热起来之后我才开始研究超导史的呢！要知道，在20多年前，与现在很不一样，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研究生要出书可是很不容易的。这也似乎是一种提示：论文选题，不一定都要往当下最热的问题上去凑热闹，不要只看一时的热闹，还要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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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后来您又是如何转向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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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念研究生时，主要精力是做超导物理学史。但在当时学习的过程中，我对科学史自身的发展、科学史的观念、科学史研究方法等有些兴趣，但一直找不到系统的读物。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个同学一起读当代科学史奠基人萨顿的书，发现很有意思，做了些翻译，也写了相关的文章去参会，从此可以说是注意到了科学编史学。后来，研究生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相对集中地读有关的东西，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后来总结起来，就成了《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书。当然，在我刚开始研究科学编史学时，因国内研究者不多，对这种研究的评价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所以就一直做下来，至今，科学编史学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不过，现在的研究者也渐渐多了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你现在不也是其中之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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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国内学界对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争议。一种看法认为目前的研究只是介绍和引进国外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类似的研究只不过是综述，没有独创性；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年轻的学者应做一些具体的实证的研究，只有等一阶的科学史研究经验十分丰富了之后，才有资格从事科学史学史和科学史学理论的研究。不知您对这两种观念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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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很有代表性，也很让一些学生感到困惑。我觉得，得分几个层次来讲这个问题。其一，我承认，目前我做的这些科学编史学研究，其主要的意义，还是针对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术发展的需要。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曾有许多老一辈的学者做了不少介绍、引进国外理论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其实是很重要的基础，你能说他们的工作不重要吗？其二，现在人们特别爱讲“创新”，再加上一些成见和对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不了解，就有了一些上述的说法。但我认为，其实，无论是科学史还是科学编史学，都有直接的原始对象。科学史研究的是科学家们的工作，而科学编史学研究的是科学史家们的工作，为什么后者就不是独创性的而只是综述？近来，我想到一个似乎有点普遍性的规律，即被研究者总是对研究者的工作有某种反感。例如，许多科学家是看不起科学史家们的工作的，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科学大战”也是在科学家和对科学家进行研究的人文学者之间展开的。而科学史家，同样也不认为研究他们的科学编史学工作者有独创性的“学术”。类似地，作家对于文学评论研究者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用”。因此，在前不久中科院科学史所邀请我在其建所50周年所庆活动做发言时，我报的题目就是：《科学编史学：来自近亲的误解和远亲的接纳》。这里，近亲，指的就是科学史家们；远亲，则指的是科学哲学家等人。但由于科学哲学研究共同体已经足够大了，科学哲学家们可以一起讨论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工作进行研究的科学哲学问题，而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共同体不够大，经常要和其被研究对象科学史家一起讨论，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上述的争议。我想，举一个类比就可以解决上述争论：难道我们能要求所有的文论研究者都必须是作家吗？当然，对于从事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如果本人也有过从事科学史一阶研究的经历，那当然很好，但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同样的一个类比就是，在科学史这个学科发展的早期，只是那些资深的科学家在老年之后的一种业余消遣，但在这个学科比较职业化之后，就不再是这样了，没有人再会认为科学史家因为不曾从事具体的科学研究就没有资格研究科学史。因此，上述问题说明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可是，处于初期阶段，不也正意味着它以后会更有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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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您所知，我个人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的一些困惑，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问题，不过因为体制的原因，我最终获得的是哲学学位，目前在科学哲学领域还是较容易接受类似的理论探讨，因而也可算是一件较为幸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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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呀，但用我上述“近亲”和“远亲”的比喻，你的幸运之处恰恰在于你拿的是科学哲学学科的哲学学位，“远亲”们承认和接纳了你的工作。当然，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也确实有比较浓的哲学味道，而且对于科学哲学本身来说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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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知道，您的科学编史学研究广泛涉及性别研究、建构论、人类学、修辞学等多个方面，较早也较系统、持续地关注这些领域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在这里，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么多年来在编史学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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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因为，科学编史学既然以科学史为研究对象，那么，与研究对象相关甚至只是潜在相关的各种流派，当然都应该属于被研究的范围。而要发现这些需要被研究的问题，则需要有比较广泛的兴趣和阅读面，有相对当下以及未来学术发展的某种敏感的意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相当地扩大视野；而不利之处，是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一个人的精力实在不够。不过，好在近些年来，我可以以指导学生做论文的方式，对更多自己一时无力充分、深入进行而又觉得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展开研究工作。过去，我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这本“初论”时，是自己一个人在做，当时曾提出未来想写一本“续论”，但一直顾不上完成。现在我想，再过些年，我把自己带的学生们做的那些新的科学编史学研究汇编起来，就应该是原来设想的那本“续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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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所关注的这些方面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内在关联？为何您较早关注到女性主义的科学史，后来关注到建构主义的科学史，近来又十分重视起人类学视野中的科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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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这些被关注的方面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它们都与现有的科学史研究前沿工作相关，代表着新的发展动向，或者对未来科学史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于你问的我的兴趣和工作关注的问题的序列，如为何比较早地关注女性主义科学史，既有某种偶然性，也与近来的学术发展有关。如相对来说，近几年来，人们对建构主义科学史、人类学视野中的科学史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多了。只要你想比较全面地研究科学编史学，这些方面就不可能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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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能否简单概括一下目前国外科学史研究的主要进路的共通之处？比如说科学观、科学史观方面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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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果说，在写《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的那个阶段，我研究科学编史学还主要是研究一些相对经典性的问题，那么，近些年来，我关注的科学编史学问题，后现代的意味就比较突出了。（当然，也不是完全如此，只是我以前对此的意识还不是太清楚。例如，我指导的今年就要毕业的博士生卢卫红在她对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的编史学的研究中，就注意到，其实我以前在《克丽奥眼中的科学》里面所写的关于“格/群分析”那部分的内容，就已经涉及了在科学史中借用来自人类学家的工作的问题了。）这些有着很强的后现代意味的东西，在对科学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方面，其实是有很强很强的相通性和共同性的。例如，它们都强烈地提示着对一种一元的、本质主义的、“客观”的科学和科学史的消解，提示着一种多元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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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些进路的研究是否代表着目前国际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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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是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的。科学哲学中，原有的“观察渗透理论”之说，用在这里也是一样。而且，大部分科学史家，尤其是国内的大部分科学史家，还主要是采用相对传统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以及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你说这算不算是“基本趋势”呢？因此，也许可以换一种说法，即那些很有后现代意味的，像女性主义、建构主义、修辞学、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研究，至少可以算是一些科学史领域中的前沿发展趋势，有时甚至被称为“另类”的科学史研究。不过，我在这里使用“另类”一词，是不带贬义的，而只是区别于传统的“主流”科学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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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国内很多学者从事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们很多人进行过田野调查。在您看来，这类研究与您所说的人类学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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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好问题。确实，在关心人类学进路的科学史的编史学时，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从事科学史研究的人都声称采用了来自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但我以为，所谓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绝不仅仅是指在形式上到现场去看看，否则，开玩笑地讲，警察到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岂不也成了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在其学科应用中，是有着一套成熟的方法和理论规范的。而在其被借用到科学史研究中时，也必须有这样的意味，有着某种方法上的规范，有着人类学的理念的负载。当然，科学史又不同于标准的人类学，在借用其田野方法时，又会有一些变通和变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科学史来说，之前还没有比较系统、深入的讨论。因而，在卢卫红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此问题的讨论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而她在本期学报以“科学人类学”为专题的文章，也正是对此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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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知道，您近年来还十分重视科学的文化研究，被圈子里的朋友称为“科学文化人”或“科学文化界的F4”之一，但也有些人称您为“反科学文化人”，不知您对这些有趣的、相反的称呼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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