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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和平跨居与文化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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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周建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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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对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研究入手，对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民族进行了扼要分析，认为“和平跨居”研究的目标就是让世界跨国民族在和平的环境中分享彼此的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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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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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周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学报的访谈。听说您最近完成了新著《和平跨居论》，能给我们谈谈这本新书的主要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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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非常感谢学报为我安排了这次访谈。我是200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的，直到2006年底才得以完成，很惭愧，拖延的时间太长了，不过我想你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新书主要是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入手，研究本地区特殊的“和平跨居”文化生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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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首先对本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描述，进而运用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理论，对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的人文生境进行了研究，认为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交互影响，所形成的特殊人文生境是“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存在的前提。在理论的应用上，该书主要吸取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合理部分，以族群及其互动关系理论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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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全面梳理了缅甸各民族概况，并就中缅跨国民族进行了系统研究。由于中缅跨国民族研究成果很少，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而缅文资料又相当缺乏，一些问题没有完全弄清，只能存疑，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与中国南方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的民族划分情况不太熟悉，特别是对老挝和缅甸国内的民族划分情况了解甚少，即使在一些最新的出版物中也大量引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资料或者存在错误。因此，对于缅甸的民族情况要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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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本地区多样性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分析，我认为本地区之所以是一个文化混合地带，是因为存在多民族社会的混合，尤其是存在不同性质却具有开放、兼容特征的多级文化圈的叠加，并且这些文化圈相互交叉影响，产生出相互依存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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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我还专门对本地区存在的几个突出社会问题以及相对平稳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了材料归纳，并分析了社会问题突出而民族宗教问题相对平稳的原因，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分析提供了扎实的田野材料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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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系统梳理和使用大量的新材料外，本书的理论创新点就是提出了跨国民族的两种和平跨居模式，即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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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和平跨居”是指跨国民族分居于不同国家，彼此和平往来，不因为文化的认同而要求联合，进而要求改变自己现在的国民身份；同时，不因为彼此所在的国家不同，而仇视、对抗，另外，彼此对周边的其他民族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平跨居”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保持，或者是靠族群外部的国家政治力量的强制规范，或者是靠族群内部的或族群之间的文化机制的调节和平衡。如果说，模式就是一种依靠某种机制可以相对稳定保持的状态，那么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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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治机制规约的“和平跨居”，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关系友好、政治互信基础上，以国家主导并提倡进行建设的边疆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国家主导控制的成长机制。这种模式往往针对跨国民族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而且往往因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动荡。倘若国家关系友好互信，彼此严格遵守相关国际关系原则以及共同签订的国家间条约，共同打击任何分离主义势力，那么彼此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国际关系就会平稳发展；而一旦国家关系不睦，任何一方出现放任或煽动之举，相关跨国民族内部就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相关问题，或者出现针对所在国家和周边邻近族群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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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机制影响的和平跨居模式，是以国家之间大的传统文化相互兼容、各跨国民族之间小的本土文化相互包含的文化基础为条件的，是一种跨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自然长成的传统文化机制，是一种来自多民族之间以及跨国民族内部文化力量的成长制衡机制。这种模式的稳定一般并不以国家关系为转移，国家关系友好互信，这种机制更加健康；国家关系不睦，往往导致跨国民族内部异质性分化发展，反而强化了不同国家跨国民族融入其国家中心的认同感，而不会出现跨国民族彼此联合或倒向某一方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也不会出现针对周边族群的民族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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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平跨居”政治机制和文化机制相互关系而论，政治机制可以促进文化机制的成长，但不能替代文化机制。政治机制是不稳定的机制，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是一种短期机制。文化机制是一种在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化、环境等条件下产生的自我调节机制，是真正长久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文化机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自然生成的，而政治机制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因素的国际社会契约建构。当然，如果文化机制出现特殊的外部力量的长期干扰，不能给予及时的干预，这种机制也可能被逐渐消解或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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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平跨居”文化机制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具有历史偶然性。我们现存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众多的跨国民族不可能完全实现文化机制的“和平跨居”，相反，政治机制的“和平跨居”模式将长久地存在，并广泛地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契约机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平衡机制。纵观全球，可以说文化机制是一种特殊性存在，而政治机制是一种普遍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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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是一种自然长成的“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其族缘政治关系将逐渐与彼此的“国家关系”即“国族关系”相一致，甚至完全重合，其跨国民族文化特质与彼此的国家主流文化“同质化”、“匀质化”的进程将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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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理论问题。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是学术理论的大胆创新，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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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了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您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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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知道，我是在新疆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新疆人，对那里有着永远也无法割舍的感情。我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武警，母亲是工人。我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博士。我的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专都是在新疆读的。1983年中专毕业后，我在福海二农场中学工作了5年。1986～1988年，我完成了新疆大学英语大专自考班的学业。1988～1990年，我在阿勒泰市一中工作。1990～1992年，我在阿勒泰市政府文化局工作。1992年我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离开了新疆。当时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那一届我们学校这个硕士点只招收了我一个人，我向导师郝苏民、郗慧民两位教授提出了提前毕业的要求。后来经过国家民委的批准，我在两年内完成了所有学业，后曾在兰州民百集团公司工作了6个月。1995年，我离开甘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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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小朋友一起长大，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二是我在阿勒泰市文化局工作期间，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就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哈萨克族原始宗教的；来广西工作后，我在张有隽老所长的建议下，曾经参与了《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1998年考取兰州大学博士后，师从马曼丽教授专攻跨国民族研究方向后确定的。当然，这个研究方向与边疆民族有关，也许是我潜意识中存在浓厚的边疆情结，因此，我把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跨国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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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的理由之外，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富于浪漫、休闲及冒险色彩的工作，是一个可以满足喜欢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我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人，因此我要选择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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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真的像您想象的那样，这个学科是可以满足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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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只做科研不做教学，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我只能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冷暖心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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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讲授人类学课程的，您是否能够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谈谈个人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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