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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约己以让，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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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锦[1]答/李绍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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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民族大调查工作及彝族、藏族、羌族、藏彝走廊等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反思，探讨了中国民族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及学科应用等问题，着重分析了藏彝走廊研究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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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学；藏彝走廊；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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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能够接受采访，我深感荣幸。您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民族学家之一，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亲身经历了和见证了这50余年民族学走过的风雨历程。您的治学经历和心得，是我们民族学界的一大财富。还望您不吝赐教，以之昭示后人。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成长环境常常是一个人选择自己事业的背景，所以，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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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1933年12月我出生在一个土家族的家庭。父亲李亨，四川省秀山县（现为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他幼年贫苦，勤奋好学，青年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边疆的侵略，清廷迫于压力，着力于康藏的经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就任川滇边务大臣，屯垦巴塘，委派吴嘉谟为关外学务局总办，在内地广揽人才，拟在川边兴学。父亲出于爱国热忱到关外学务局去当了一名“课员”，一面为学校的设置、教师的选择、教材的编写奔走，一面教学，在川边雪山农村、牧场之间辛勤工作达数年之久。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他们这批坚持川边兴学的人一共只剩下7人，都受到了清廷的表扬，吴丰培选编的《赵尔丰川边奏牍》中，就记载着父亲因此“以县丞归部选用”。当时，民主革命风潮已在全国风起云涌，父亲在巴塘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遍及全国，川边也宣布脱离清廷，父亲被推选为川边学务局代理总办。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政府委派父亲为昌都府第一任府知事。当年6月，尹昌衡任川边经略使兼西征军总司令，进驻康定。父亲来到康定，拟随西征军前往昌都。不久，民国政府废府设县，昌都亦改为县，因此他放弃了昌都之行。此后，父亲就长期在川边供职，担任过汉源县长以及另一些公职。抗战期间，他弃官到成都从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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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身土家山寨贫苦家庭，深知民间疾苦，加上长期在川边藏、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做事，深知当地民情。故他较少民族偏见，而为边区民众所接受。父亲酷爱读书，家中典籍充栋，尤以边区书籍为多。他还经常向我讲述秀山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在藏、彝地区的种种见闻。这些都为我后来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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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是在成都度过的。1940年上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我就读于成都树德第三小学，从入学直到高小毕业都在这所学校度过。树德学校包括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是川军将领孙德操先生创办的。学校管理很严格，教师都是经过优选的，所以学生以成绩优秀而著称。至今树德中学还作为重点中学而被保留。我小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成都虽属大后方，但经常有日机前来轰炸，学校也被迫疏散到城西郊外犀角河边，这自然给上学带来许多不便。我们经常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真是义愤填膺。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图存”和“抗日救亡”的道理。这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便种上了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种子。同时，我们知道唯有读好书和学好知识，长大以后才能报效祖国。在这种气氛下，读书的风气也是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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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我进入成都协进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次年春转入省立成都中学继续学业，直至1949年夏毕业为止。省立成都中学也是当时成都的重点学校，学习风气很好，学生全部住校，晚上集体在课堂上自习，每晚都是12时熄灯，若是有人提前偷跑去睡觉，他将受到全班人的谴责甚至全班人会与之绝交，长此以往，学校便养成了自觉学习的良好风气。我对文史有特殊的喜好，可能与家中有很多这样的书有关，一个暑期我便读完了一部《资治通鉴》。而且，学校的民主氛围极浓，我在那里也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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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我考入省立石室中学读高中。当时社会虽然动荡，但学校还能照办下去。石室中学同样是成都的重点中学，管理严格，很注重教学质量。它的校址即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建石室、办学塾的地方，其前身是清末成都府中学堂与民国初年成属联中。我进校不久，新中国成立了，次年初，成都也解放了。我在石室中学只读了一年高中。1950年秋，大家在欢庆解放之余，迎来了新中国的大学第一届招生。由于当时社会的变动，报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不多，因此学校号召非应届毕业生报考。我也报名应考，但毕竟还差两个年头的学习，自知水平不够，便利用整个暑期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刻苦补习了一些主要课程，终于在1950年秋考入成都华西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大学生。由于用功过度，高考结束后，我竟大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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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先生从事民族学研究不仅有家学渊源的引导，而且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良好的教育条件做基础。大学是研究人员的专业教育阶段，您读大学时，正是中国新、旧两种教育体制的过渡时期，这对您日后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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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正是这种过渡期的状态，使我形成了独特的专业知识结构。1950年秋，我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华西大学原名华西协和大学，是由英、美等国几个基督教会联办的一所综合大学，创立于191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接办了这所大学并将其改名为华西大学，仍设有文、理、医、牙等四个学院和一些独立的系科。当时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社会学专业，另一个是民族学专业。我之所以选择民族学专业是因为对民族学感兴趣，希望在这个领域中求得我对民族问题的解答。这个专业是由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罗荣宗、于式玉等先生创立的，在全国颇有名气。同时，学校还有一所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紧密配合，从事民族学、藏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全国亦很有影响。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就从系、所中抽调了一批师生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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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体系在中国尚未建立，所以我们民族学专业的教学仍基本上沿袭西方的学术体系。当时西方的人类学体系包括四大部类的学科，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叫民族学，在英国叫社会人类学，在美洲叫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与语言学。我们的专业课主要就是根据这四大部类而设置的。当时，只有教授一级的专家和个别副教授才有资格上堂授课，我们的专业课程都是由著名的学者讲授的。比如冯汉骥先生教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罗荣宗先生教体质人类学，闻宥先生教语言学，张世文先生教社会调查方法学。通过在华西大学两年的专业学习，我基本掌握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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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西大学这两年中，我还参加了两次民族学的实地考察。这两次考察都是根据当时的西南文教部的安排进行的。一次是1951年夏季，我们到川西北茂县专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羌族地区，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一面协助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另一次是1952年夏季，我们到川南乐山专区的峨边县小凉山彝族地区，开辟新区和进行调查研究。这两次考察使我初步接触到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实际，了解到不少现实的民族情况，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坚定了从事民族学专业工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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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改为医科大专院校，文、理各系并入四川大学。在院系调整中，社会学被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伪科学而被取消，民族学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被保留下来。华西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师生被调整到川大历史系，成为其中一个专业，由赵卫邦先生负责。在川大期间，民族学受到苏维埃民族学派的改造与历史学的影响。当时由胡鉴民先生开的课就叫“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学通论”。此外，苏联民族学、中外通史、民族史和民族志的课程都加得很重。著名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缪铖等先生都亲自为我们授课。这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当时，学术界存在一种风气，搞历史学的看不起搞社会学的，认为他们只重现实调查，不通史籍；而搞社会学、民族学的也看不起搞历史学的，认为他们钻在故纸堆里，远离实际。我初入华西大学也受这种影响，入川大后接受了传统史学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增加了史学修养，乃知这是一种偏见。我在此后逐渐认识到，要做好学问，必须把民族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方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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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在王维舟校长的关怀下开办了民族问题研究班，我被调入这个班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的研究班不像现在研究生班那样正规，但教学仍很注重质量，我们有像吴泽霖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做导师。在西南民院，我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并进一步学习了民族问题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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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我基本上掌握了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问题理论这四个方面的知识。这四个方面至今仍然是中国一级学科民族学的几大支柱。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民族学专业的大学生，我的知识结构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从在三所大学的学习中基本补齐了必备的学科基础，从而比较完整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实在也是一种机遇。不过，正如前人所说，“老师带入门，治学靠各人”，学习还得靠自己的刻苦与努力。回忆起来，大学期间我除了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外，其余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认真学习上。大学期间我虽然只能学习一些基础知识，但事实证明，基础是否扎实，对个人后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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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您对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的认识极其深刻，这是否得益于您长期以来的实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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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的学术生涯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实际上，在全国开展民族大调查之前，我就已经在民族地区工作一段时间了。1954年，我在西南民院民族问题研究班毕业后，被分派到当时的四川藏族自治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去筹建民族干部学校。学校在海拔3200米的高原，位于川西北藏区，也是羌族地区、嘉绒藏区和安多藏区的交界处，民族关系和社会形态都很复杂。在那里，除了负责教育科的行政工作外，我还负责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课程讲授，参与必要的社会调查工作。两年多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使我在民族理论方面的修养更加充实了。同时，我对藏、羌民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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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全国开始进行第一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科学调查。此次调查的目的旨在弄清全国各主要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从而为民族工作服务。调查任务由彭真同志主持执行，办事机构最初设在全国人大民委，当时组织了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8个调查组。四川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调我参加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工作。也就在这时，中央民族学院招收第一届民族学的副博士（硕士）研究生。我还想进一步深造，心里有些犹豫，便写信给林耀华先生征求他的意见。我要再次感谢林先生，他回信给我说，希望我暂不要去读他的研究生，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民族大调查的实践中去，并说他也即将赴云南调查。我一直记得林先生信中有这样鼓励我的话：“你要是在调查中得到很好的锻炼，那不是现在读研究生的问题，而是今后你可以教研究生的问题。”这坚定了我去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决心，从而在此后造就了我这样一个民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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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的民族大调查工作造就了一批民族学家，您可否介绍一下自己的具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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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1956年秋，我到四川民族调查组任调研员兼学术秘书。当时该组工作的重点是调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制。我随夏康农先生领导的四川民族调查组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那时凉山民主改革尚未结束，一些不法奴隶主掀起了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社会很不安定，我们都配备了枪支等防身武器，与民改工作队集中住在一起，在乡下一边从事中心工作，一边进行民族调查。我先后在布拖、昭觉、美姑等腹心地区从事调查，也到过雷波、甘洛等边缘地区进行比较调查。那时在一个乡的调查时间一般是3个月左右。我们白天要协助做中心工作和从事民族调查，晚上要在煤油灯下将当天的调查材料整理成文，有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到远处去搜集必要的资料，工作和生活可说是相当艰苦。但我们从不以此为苦，反而以此为荣。1957年中央慰问团来到凉山，我又参加该团到更偏僻的地方去进行慰问和调研。1959年，组织又派我去云南民族调查组，从事彝族史的调研与编写工作。只有具备为革命、为科学的献身精神，才能使当时的工作得以坚持下来，这也是当时参加调查的大多数人的选择，并非只有我个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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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主持四川民族调查组羌族组工作的林乃燊先生因事回到北京大学，组织上调我去羌族组工作，于是我又转到阿坝州的羌族地区。羌族地区虽然是我曾工作过的地方，但那时任务毕竟不同，现在要编写好系统的《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并非易事。我深知责任的重大与任务的艰辛，但要推辞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有迎着困难上。我与羌族组的几位同志一道，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跑遍了羌族聚居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数县，进行了许多补充调查，然后进行细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1962年9月，我写的《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编写的《羌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也于1963年内部铅印出来。此书后来又经我们修订以《羌族简史》为名，于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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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四川民族调查组与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筹）进行合并，组成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相应地我也到了这个新建的机构。这时我本想继续进行彝、羌民族的专题研究，但事与愿违。新建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当时接受了《四川省志·民族志》的编写任务，唯有其中的《藏族志》无人承担，组织又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我只得从头做起藏族研究。研究藏族必须克服藏文和佛学两方面知识缺乏的困难。学习藏文非一日之功，但增加佛学方面的知识势在必行。因此，我又花了很大力气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我还要下乡去进行必要的民族学、民族史调查。经过一段时间，我终于写出了有关书稿，后来也由有关方面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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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的经历，真正是拥有为社会服务的时代精神的学者的一个缩影。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历史时期里，您的遭遇是怎样的呢？您有没有动摇过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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