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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机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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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秦红增[1]答/陈阿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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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过，伴随这一现代化跃迁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尤其是在苏南等经济先进地区，水资源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已成为影响社会进步、人民生活安康的顽疾，如何解决以实现“人水和谐”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探析其中的社会文化机理，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来解决水污染问题则是一条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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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污染；环境影响评价；社会文化机理；人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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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陈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够接受本刊访谈。首先祝贺您最近被选为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正如我们以前聊过的，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主要想聊聊您的学术经历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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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非常感谢贵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中国人类学界颇有影响的这份杂志上做访谈。称我为人类学家不敢当，严格意义上讲，我并没有人类学的文凭。当然，我很喜欢读人类学的作品，也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如果不把社会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进行严格区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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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 随兴趣而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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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知道您以前在大学里是学习工科的，但为什么后来转向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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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高中的时候数、理、化成绩都挺好，尤其是化学。我非常喜欢化学，喜欢化学那种变化无穷的“化”之神奇。我从小也喜爱文学作品，只是高中的时候，大量时间去做数理化习题，所以就没有时间去看文学作品了。依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情景下，我自然要选择理工科了。大学及专业都没有选好，所以我进校门以后心理落差很大。可能因为高中阶段太辛苦，我进大学以后又衔接不好，适应力也差，所以一个学期后我就生病了，休了一年多时间的学。十八九岁的年龄，我感受和体验了生命之极限——那时我身体和精神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和我自己的真实愿意，我当时是不想再复学了的，但这样的身体在家也是个问题，所以最后我还是去了学校。多年后我的同学和我聊起，说我当时在学校走路的样子很像一个老头——体质极差，走路抬不起腿来，只能慢慢移步……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同学小李的宿舍里看到一本讲气功的书，说练气功对神经衰弱、饮食不佳等有辅助作用，这对我来说燃起了一点希望。而我的那个同学小李——现在在加拿大，是个很有天分的人——那时正在自学“鹤翔功”。不过他练习的是动功，既有收益，也有“走火入魔”的风险。后来我自己选择了一种叫“因是子静坐法”的静功，通过气息调整及神经系统的锻炼，身体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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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没有想到您还有这样一段特殊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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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之所以要说起这一段经历，是因为它与我后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学术道路都有很大的关系。第一，生死之边界性体验，会极大地影响人，影响人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比如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生死考验的人，比别人会多一层体验。第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疾病就像一所学校，让你体会到很多，如对身体的看法、对健康的看法，甚至对人世间、对社会的看法，可能获得普通人不大容易获得的体验。第三，对气功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家学说、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深深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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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是怎么选择考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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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专业上讲，从理工农医类转成社会学甚至成大家的，中外均大有人在，所以不应该有什么障碍。我工作之初，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学、历史等专业领域里的书我都看，并很喜欢，读了以后，感觉比原来的学科视域宽得多，很有意思。比较之后，我选择了社会学。社会学既有人文学科的特点，又有科学（science）的特征。社会学的科学特征，比如方法方面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面，正是我改学它的一个潜在优势。我选择社会学还有一个地缘上的因素。我是江苏吴江人，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江出了两位社会学名家，一位是费孝通，另一位是孙本文。我学习和理解社会学是从读费孝通先生的作品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费孝通以及由他破题而形成的作品，如小城镇研究等，大量出版，另外费孝通的旧作也陆续重印。费孝通的文笔很吸引人，他写的事情又正好是我熟悉的，他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关心与议论的事。比如，兔毛的价格猛涨猛跌，等等。所以我觉得，社会学很有趣，也想尝试去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费孝通的作品是我的入门“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一开始就学“人类学”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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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啊，看来叫什么似乎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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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991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上了线没被录取。后来自己联系转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当时国内社会学硕士点比较少，所以我只好暂时“寄居”在其他专业里，毕竟文科专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难得。我的导师唐能赋教授是搞伦理学的，当时是四川省伦理学会的会长。他是改革开放后四川最早搞伦理学的，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随罗国杰教授学习过，同期的一批学者中，湖南师大的唐凯麟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二人经常有合作。但当年西南师大伦理学也没有硕士点，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唐老师对我很宽容，允许我继续搞我喜欢的社会学（当时多数老师不这样宽容的），所以我继续看社会学及人类学的书。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农村家庭变迁的，也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里最基础的部分。我的目标就是继续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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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您是“借寄”在别的专业里，继续学习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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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时，我太想学社会学了。当然，工作多年的人，对读书的机会也倍感珍贵。所以，研究生我是很用心读的。我虽然对本专业没有学得特别好，但是有两个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一是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等通读了一遍，我想知道马克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但那时确实不是很理解那些经典文献，只是把“书路”走了一遍。在西南师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是一句一句地读的，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我自己感觉我真正理解马克思是到了美国以后，看到了美国这样的“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并且经常与美国朋友讨论后，才明白的。二是学习了伦理学。因为唐老师是搞伦理学的，所以我把伦理学的东西好好地看了一下，阅读（有的是浏览）了他当时的全部作品。现在，我对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首先突破我这个“绊脚石”——不管我是一座高山还是一块石头，我就在你们面前“绊脚”，你们必须超越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了解。四川的巴山蜀水养育了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以在重庆的三年，我现在想来，还是有很多的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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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农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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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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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当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个单位招社会学博士。社会学研究所只有陆学艺先生一位导师招博士生。陆老师是搞农村社会学的，那正是我喜欢的领域。我跑到社会学研究所去，正好沈原老师在，我们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感觉很好。我也见到了陆老师，他送了我两本书。这样我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被录取后，因为那年增加了几位导师，所以，我最后是随张琢先生学习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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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吴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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