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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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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广征语言事实 阐发奥义于微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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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彦诚[1]答/李锦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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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语言研究对语言学、民族学学科研究有重要意义。田野调查是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民族语言对于缺乏文献记载的南方民族的研究十分重要。李锦芳长期坚持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其研究对壮侗语族、南亚语言、汉语和民族语关系、濒危语言保护研究、民族语应用以及地名学、南方民族历史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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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语；调查研究；李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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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李老师，您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尤其是侗台语族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国内外的相关领域都有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其实，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来说，相比您这些学术成就，我们同样对您的学术道路充满好奇，所以请您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民族语言研究的学术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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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进入语言学这一行跟本科就读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的经历密切相关。其实我高考报的第一志愿是地理学，地理成绩是1979年广西百色地区第一名，语文分数不高，但还是误闯误撞进了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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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青少年时期在多语言、多元文化的桂西地区成长的原因，我一直对语言比较敏感，自己能熟练使用壮语北部方言、西南官话、白话（粤语），还对当地及周边地区几种瑶话、蔗园话（平话）、客家话以及壮语南部方言有所了解。我小时候成长、完成中小学学业的桂西田林县定安镇，是珠江、右江上游驮娘江畔的一座古镇，另外还有一条小河清水河在此交汇，深得山水之灵气。这里地处桂、黔、滇交界，是西南高原内陆和东南丘陵沿海文化对接之地，古有句町国，近几百年来成为黔、桂、滇、越民族迁徙走廊的通道，也是西方天主教活跃的地方。“西林教案”就是近代中法战争的导火线。这里还产生了清末壮族土司后代岑氏“一门三总督”，岑氏父子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风云中举足轻重。定安镇是西林老县城，康熙四年（1665）在三省交界方圆数百里中率先改土归流，各省籍汉族官民可以自由进出，许多就落籍于此，变成壮人啦。这里改土归流后就成了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代文化、教育发展也较快。这个地方在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保留着浓厚的壮族、瑶族文化，动听的壮歌、瑶歌代代唱响，一些优良的民风民俗仍然保留。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讲起家乡的事，一方面是想说明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会对民族、文化、语言有比较多的思考，当然我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能在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成长；另一方面是想说明在桂西山区这么小的一个区域就有那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历史典籍的记载却很缺乏，那么我们就要多多到民间调查，多做田野调查工作。这样一来，语言学就很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口头语料、口碑文献（神话、故事传说、谚语熟语、歌谣等）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包括语言结构要素、借词、语言关系、语言变迁、民族起源和迁徙、道德和价值观、生产生活和知识技能、重要人物事件传说以及民族心理等，都很有研究价值，这些都要靠我们一个词一个词、一句话一句话去记录、翻译、整理。可见语言学在民族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它与民族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现实问题关系很密切。这也是我选择走这条学术道路而且越来越迷恋地往前走的原因。我本科学位论文是《广西白话中的壮语借词》，当时就学记录、分析比较广西这两种关系密切的汉语、民族语。毕业没多久，1983年秋，自治区政府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当年毕业的壮族大学生集中到武鸣广西壮文学校学习3个月的壮文，在那个百废待兴、各级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文化的年代，自治区政府的用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要借助语言文字这条路，促进壮族山乡信息畅通，以尽快赶上全国的发展步伐。可惜这一举措几年后就停下来了。通过壮文的学习，我有机会从理论上较完整地认识了另一个地方的壮语（武鸣标准音），感受到了语言同源和变异、内在结构关系之美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促使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攻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我在1985年以本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就更离不开民族语言的教学科研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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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么说来，您从事民族语言研究是一种机缘。我们知道，您是重点研究侗台语族语言的，而且很注重田野调查，多年来您调查研究过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超过20种，是国内中青年学者当中调查语种比较多的。那么您坚持田野调查的理念是什么？主要调查研究过哪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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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调查语言到现在，我记录过的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有20多种，调查的语言点有40多种，侗台语族语言的记录较多，也较详细。我自己的母语是北部壮语方言，侗台语研究开创者李方桂先生将之与布依语归入“北部台语”，将南部壮语方言和越南北部的岱侬语归入“中部台语”，将傣、泰、老挝等语言归入“西南台语”。这些语言都来源于古代台语，关系密切，从北壮、南壮到西南台语，关系由近及远，我在调查这些语言的时候感受到一种语言亲疏距离的错落美及古今语音变化的连环美，很有意思。通过语言调查，我们知道，有的语言、方言还保留着固有词，如bjok、bok、mok、dok、nɔk之类，古侗台语可拟为*blok之类，并由此可知像壮语桂边土语区那样，仅见于几种花儿的名称（合成词，如dok7ja5密蒙花即染饭花、dok7lim6木蓝）而不能单用的dok7这一语素原来竟是固有的“花”一词，另一词nɔk7（花苞、蓓蕾，芭蕉花苞）也来源于古代共同语的“花”。没有田野调查并掌握较多的语料，我们是不可能解释桂边土语这一基本词的演变问题的。我调查了侗台语族4个语支的部分语言。调查目的不同，记录的语料有详有略，有的是补充前辈学者的调查，添些语料；有的侧重某个专题（语族比较词汇集、方言语法比较、语言接触、双语、稻作文化等）的调查，包括海南村话（哥隆话）、布依语、傣语、壮语、毛南语、仫佬语、拉珈语、标话；有的是学术界尚未系统调查，我本人或带领的团队首次较详细记录的，包括侗水语支的茶洞语和仡央语支部分语言。茶洞语分布在桂北临桂、永福两县，使用人口有两万多，比较接近毛南语和仫佬语，受汉语影响较深，关于它的调查成果分别发表于国内的《民族语文》和英国Routledge出版社的The Tai-Kadai Languages（《台-卡岱语》）一书，由此我们为侗水语支补充了一个新成员，茶洞语也为国内外学界了解了。仡央语支语言散落在云贵高原和越北山区，共分六七种，但使用人口都很少，它们可能来源于汉代前后的古夜郎等方国的语言，更早则可能来源于岭南百越地方语。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通过之前法国人的调查材料，已经发现这个语群部分语言的内部关系及与侗台语的亲缘关系，并将之与黎语合称为“卡岱语”。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语群的调查研究一直未能很好展开，白保罗在1975年出版的名作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澳-泰语言与文化》）中说：“卡岱语领域的任何进展对于我都是极端的重要，可惜自从史图博1937年发表了关于海南的民族志之后再没有成果面世。”直到1980年前后这个语群才陆续得到调查，越南北部有苏联、越南学者的拉哈语、普标语和拉基语的调查，中国西南有中国学者及个别外国学者对仡佬、木佬、拉基、普标和布央语的调查。但总的来说，多数语言点的调查不够深入。1994年年底起，为了搜集博士学位论文材料，我开始调查这些小语种，除了木佬、羿人语已经消失，仡佬、拉基、普标和布央4种语言我都做了反复调查。我已经记不得拉基、普标有多少话语材料，但都进行了数码录音。仡佬和布央还能记录到丰富的话语材料，我也进行了录音录像。我最近要出版民族语汉语英语对照的《仡佬语布央语话语材料集》，将首次向学界提供较丰富的仡央语言自然语篇，其丰富的语言、历史文化内涵将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仡佬语、布央语的一些语言点是我们最早较详细地披露的，近些年我们研究团队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论文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不断发表。最近出版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的“太平洋语言学”系列丛书中的The Buyang Language of South China（《中国南部的布央语》，李锦芳、罗永现著），是第一部向国际学术界系统介绍中国仡央语言的论著。可惜的是，有的仡央语言仅分布在境外，希望将来我们能到邻国记录这部分仡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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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一方面使得我们自己对侗台语各支系的语言有了比较感性的认识，丰富了相关语言的研究材料；另一方面也填补了部分侗台语语种、方言基本面貌描写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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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它们的接触关系是不争的事实，而您在研究侗台语的过程中也一直关注它们与汉语尤其是粤方言的接触关系以及早期汉语与侗台语的相互影响问题。您在这方面的研究体会一定不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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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弄清侗台语和汉语的历史关系，关键的一步是要把双方相互借用的成分识别出来，然后拿双方相对“固有”的成分来比较。这个工作往往从汉语影响侗台语，即分析侗台语中的借用汉语成分开展。因为近两千年来汉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文献丰富，容易确定其早期成分。而侗台语缺乏文献记载，现代口语成分很难找到来源于古侗台语的文献依据。学界普遍认为双方相似的成分是侗台语借用汉语。我也分析了一些侗台语的“汉源”成分，如壮语汉借词的语义与语法意义变异、壮语中粤语和平话借词的区分等，也指导过不少研究侗台语的汉借词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但更注意分析汉语的“台（侗台）源”成分。因为两千年来汉语在向南扩展的同时，不断从百越-侗台系语言吸收一些成分，有的是间接地从东南汉语方言的百越语言底层吸收的。比如原产于南方的茶汉语古有“槚”、“皋卢”等异名，还有“橄榄”、“干栏”、“桄榔”等源于南方之物的名称，恰巧可以构拟出古侗台语*kl-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因为汉语早期有复辅音时用一个复辅音字（槚）来译写，后来复辅音消失了就用见母（k-）加来母（l-）两个字来摹音译写侗台语的复辅音词。粮食的黏软汉语原为“秫”（中原早期主食小米之黏软），在中古被当时先出现在东南地区的“糯”字替代。“糯”先是指稻米的黏软，这个被认为来历不明的汉字就是源于古侗台语的“黏软”*mla，在某些侗台语方言读为之类的音时被吸收入古代东南汉语方言，进而融入中原汉语。这项工作虽然难，但是通过比较现代侗台语、构拟古侗台语形式，比对汉语古音，再联系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出汉语中的一些侗台语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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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一带从古到今侗台语和汉语的接触不断，侗台语很明显地从汉语吸收了不少成分，而汉语粤方言、平话，甚至是西南官话等，也从相对弱势的侗台语里吸收了一些成分。这就是当代仍在发生的活生生的汉台语言接触现象，是古今数千年汉台语言接触历史的写照。两广粤语，尤其是珠三角一带的粤语，有一批词和一些语音、语法规律与古今汉语或其他现代汉语方言格格不入，但与侗台语相似。这里有粤语创新成分，也可能有从古侗台语吸收的成分，主要是岭南古越人在经历漫长的汉越（侗台）双语过程之后，放弃母语，但又渐渐把母语的一些成分移入新的汉语地域变体粤语之中去的。例如岭南各族人民都好食用未下蛋的小母鸡，这大概是古越人之遗俗，广州话按口语读音，记音转写为“鸡项”，其他方言区的人会误以为这是指“鸡脖子”（在广州鸡脖子叫鸡颈），其实这是个地道的侗台语“底层词”，从广东到印度阿萨姆地区的侗台语都把这类鸡称作kai hong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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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侗台语和汉语相互接触的成分一点点缕析出来，对于最终认识两者的语源关系的实质是十分有益的。现在国内外汉藏语语料库陆续建立，掌握的语料越来越多，学界对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研究也在深入。我相信今后对汉语和侗台语各自的历史认识更清楚后，有可能解开汉语与侗台语的历史关系这个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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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主要是研究侗台语的，但您涉猎广泛，视野开阔，不仅调查研究过布干语、户语等几种南亚语言，调查过苗瑶语族语言，还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材料并结合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交叉综合研究，在地名、人名、族名、文化史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我想请您举些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讲讲您所进行的非侗台语研究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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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相邻的语言往往有许多相关的成分、近似或相同的规律，多认识一些周边语言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人类语言有不少共性，远缘语言之间也有共通之处。李方桂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对台语先喉塞音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就得益于他在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对印第安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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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没有做过苗瑶语专题研究，倒是调查过几种勉语、布努语方言，认识了一些语言情况，掌握了一批材料，这对于相关一些语言接触、区域语言关系及双语问题等的研究很有帮助，对于侗台语研究也很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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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语系语言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中国云南、广西，除了越南语、柬埔寨语，其他众多小语种很少为人所知。这个语系的语言除越南语等少数语言已经演变成单音节、有声调的语言之外，绝大多数语言没有声调，构词多带一个念得很轻的前缀（有人将其称为次要音节），所以被称为“一个半音节型”语言。这与南岛、阿尔泰等黏着型语言是不一样的。南亚语的吸引力在于，这种非孤立、非屈折、非黏着的“四不像”语言过去的语言形态如何，将来如何发展，它似乎跟侗台语、汉语也有历史关联。汉语、侗台语这种典型的孤立语没有出现声调之前，是不是就像现在的南亚语呢？有学者借鉴南亚语为上古汉语构拟了“次要音节”。广西隆林、西林分布的俫语和相邻的云南广南分布的布干语是两个使用人口很少的小语种，是深入内地已经演变成单音节、有声调的南亚语言。我调查描写并比较了这两种语言，也将它们与古南亚语拟音形式做了比较，进一步确认这两种曾被认为系属不明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并指出它们如此远离南亚语大本营可能与元朝征调南诏兵士向东进攻南宋有关。关于这方面的成果在美国达拉斯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出版的刊物Mon-Khmer Studies出版后，引起了著名南亚语专家迪福罗斯（Diflloth）教授等的关注。我调查过的西双版纳的户语、克木语很有意思，它们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克木语有-l、-r、-s和-h等韵尾，越南语被认为就是这样的韵尾脱落后因需要补偿而产生声调的。汉语史研究者也受此启发，通过与藏语的比较等，指出汉语声调的产生走的也是这条路径。认识这些语言对我们思考汉语、侗台语声调的起源发展问题是有启发的。户语接近布朗语，它与傣语接触较深入，一些傣语借词保留了早期傣语清化鼻音、边音和复辅音，而傣语本身已经消失。其傣语借词反映的清化鼻音、边音更有价值，堪称语言的活化石。现代台语支语言中这一套清音都已消失，李方桂先生是根据语言演变规律和古泰文资料而拟定的，户语的材料证明他的构拟是正确的。如果李先生在世时这一语料被发掘、公布并进一步证实他的构拟，老人家应该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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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要素，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格林（Grimm）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南方民族缺乏文献记载，其历史文化研究更应借助语言学。比如说，台语民族由于稻作文明发达，由岭南向西拓展，寻找新的水田和家园，逐渐到达中印半岛北端并建立了泰国、老挝等国家，过去还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建立过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件大事，可是文献并无记载。但是比较泰语、老挝语和壮语、布依语、傣语等便知，它们是很亲近的语言，应该有共同来源而且分化并不是太久。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和一些汉借词等的分析看，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应该是一千多到两千年前从岭南分化出来的。栽培稻的起源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我通过调查到的仡央语言材料及黎语，构拟出了原始侗台语“水稻”一词的形式，并且发现其与南岛语相通。这说明侗台、南岛关系密切，五六千年前（考古学证明南岛民族文化是五六千年前由中国东南沿海扩散出去的）这些族群已盛行稻作生产。这一研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深化、丰富了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也获得了部委级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我们与美国同行合作的“从历史语言学的视角研究台语民族稻作文化的起源和扩散”课题，把这一研究引向了深处，主要是对台语民族内部稻作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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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越-侗台族系的地名、人名、族名向来有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这方面更需要发挥语言学的作用。地名、人名、族名其实就是语言的符号，其结构是服从语言构成规律的，必须从百越-侗台语言入手才能更好地作出诠释。随着百越退出中心舞台，先秦留下的一些越地地名到了汉代已不能解释，如无锡、无盐、无娄、姑苏、姑蔑、姑熊夷等。王莽索性将“无锡”改为“有锡”，以图吉利，但徒留笑柄，后人还是尊重历史改了回来。其实这类地名是按百越-侗台语齐头式的“大类名+小类名”的构词习惯，音译转写成汉字的，是百越-侗台语名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序的反映，按汉语的“有无”的“无”、亲属称谓的“姑”去理解当然不得要领。“无”、“姑”是两个地名“通名”，“无”可能是“王、首领”，地因人得名，“姑”为“处、地方”。人名跟地名一样，也都是这类语言结构，如于越首领有无余、无壬、无译、无强、无余之等，都是齐头式，即相当于汉语的余王、壬王等。通过语言历史比较，我们也可以把“夷-俚-黎、傣、泰、（布）依”等古今族称联系起来，如此侗台语民族的来源及古今东南、南方一些民族的关系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这方面的很多工作还有待我们去考证、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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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近年来致力于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您1998年主持的教育部课题“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是中国最早的以濒危语言命名的研究立项。2006年出版的《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便是您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晶。2002年您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仡佬语群调查研究”，对仡佬、布央、拉基、普标等濒危少数民族语言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2006年，经过激烈竞争，您成功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语言学院“世界濒危语言研究工程”共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立项资助，带领研究团队开展中国仡佬语中柔勒和阿欧这两个濒危程度最高的方言的保护与研究。所以关于弱势语言、濒危语言的保护与研究，您是很有发言权也是很有经验的。请您谈谈研究和保护濒危语言的意义、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濒危语言记录保护的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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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外学者对中国南方及相邻东南亚国家一些小语种的探讨以及国内前辈学者的开创性研究（如梁敏先生对仡央语言的研究）对我影响很大，于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决定调查描写这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小语种。我关注的这几个侗台、南亚小语种使用人口都很少，有的语言、方言严重断代，只剩下少数老人还使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便投入很大精力调查研究这些濒危语言，没有课题立项或经费不敷就自掏腰包开展工作。我在国内也算是比较早也比较痴迷于濒危语言研究的吧，就个人专业方向而言，重点还只限于侗台语族的仡佬等这些仡央语支濒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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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96年获得国家民委的仡央语言调查研究的“九五科研规划”立项资助，1998年、2002年先后获得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的关于仡央及新发现南亚小语种的调查研究立项。有了这些资助，我得以更加专心地深入西南广大地区，跋山涉水，寻找、探访、记录这些濒危、弱势语言，掌握了一批语料和语言分布、语言使用情况的信息。近四五年来得到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校内“211”工程项目较多的经费资助，并且有好几届研究生及博士后加盟，使得我们对濒危语言的抢救记录工作得以加速、加深。仡央语言既是濒危语言，又是新发现、新挖掘的语言，研究空白多，时间也紧迫，这些年我们总是“与语言的消亡速度赶时间”，要不然就会痛失良机。贵州毕节与四川古蔺交界地带的羿人语、黔东南一带的木佬语，都是与仡佬语很接近的仡央语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先后消失，可惜只得到了很初步的记录。尤其是羿人语，我们只是从最后一位使用者那里记录到了几百个词。当时这位高龄老太太正躺在病榻上。我自己最先较为集中关注的濒危语言是布央语，1994年收集博士学位论文材料时开始到滇桂布央人地区调查，后来又反复多次调查那坡、富宁、广南的5个语言点。黔、滇、桂三省区都有不少布央人传说，明清以来关于央、佯民族的记载也出现在史志中，反映原为布央人居住的“央某”类地名很多，但这些地方多已无布央人踪迹，或迁走或因瘟疫等殁村，个别自称为布央人的村寨使用的也是壮语。这些濒临母语失传的布央人群落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解开关于黔、滇、桂三省区交界广大地区神秘的布央人传说打开了一扇窗户。还在使用母语的布央人村落，有的仅剩下几位老人还能说。经过较具体、详细的记录研究，我们一方面保存了大批珍贵的语料，包括故事、歌谣等成篇语料；另一方面也基本弄清了其内部关系，划分了两个方言，弄清楚了语言沿流及与周边语言的关系、在仡央语支中的地位，并且基本上理清了布央人群体的历史沿革。他们原先主要居住在桂西北、贵州南部一带，后来有的同化于布依族、壮族、汉族，有的南迁进入滇东南、桂西南，族源上与仡佬等较为接近。布央语两个方言的基本材料已被分别整理研究，东部方言于国内出版，西部方言于国外出版。明清以来出现于史志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个神秘的部族被揭开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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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也倾注精力调查研究仡佬、普标、拉基等国内仡央语言，特别是仡佬语，近五六年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普标、拉基使用地域集中，内部差异不大，经过两代学者几轮抢救式的记录，已经基本收集到了相关语料，成篇语料已经很难能记录到，记录工作基本完成。而仡佬语不同，它分布地域广、方言土语差别大，许多语言点都未能得到较详细的记录，绝大多数语言点的濒危程度较高。但可贵的是，有的语言点如贵州大方红丰（阿欧方言）、镇宁比工（柔勒方言）等，虽然只是老年人还在使用，语言功能萎缩严重，但几位老年人都还能讲故事、唱歌谣、念祭词，十分有价值。我们通过数码声像记录、保留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整理翻译，正陆续出版汉英文对照注释的词典、话语材料集，并撰写参考语法，较全面地介绍其语言文化。比工仡佬语最权威的发音合作人在配合我们调查两年多以后，以93岁高龄辞世。前几年仡佬语的不少语言点还有几位老人使用母语，调查基础尚可，现在仅剩一人或者已经无人会说，这些语言点、土语就这样在一个个地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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